，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這樣也就降低了整個社會採取一致行動的可能性。而且，我們特別要注意到的是，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民眾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整個社會的理性化程度在增強。
第六，精英的聯盟及其定型社會力量的形成。整個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體制對社會精英進行了成功的吸納。社會精英之間的較穩定的聯盟，使其具有一種定型社會的力量。儘管這種聯盟會起到強化現有利益格局的作用，但其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可以想見，在這樣的一種結構背景下，大規模的社會動盪是很難發生的。
第七，“市場主義話語”的形成。在這種市場主義話語中，金錢和財富被視為最終的價值和標準，並將是否能夠獲得金錢與財富看做是個人能力的結果。在這樣一種話語環境中，儘管一些人感受到社會的不公，但多將自己所處的不利境遇，看做是自己能力不濟的結果。因此，儘管有人也會對*和社會不公正等現象不滿，但最終是將其歸因為“誰讓咱沒有權力呢”，即把導致社會不公的權力因素也歸於個人的能力。這樣一種話語環境無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會不滿和抗拒意識。
第八，改革開放的30年中，政府在處理各種危機和矛盾上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雖然這個經驗不能過分地高估，但政府在處理一些問題上還是積累了很多經驗。這一點我們尤其不能忽視。
從這幾個方面看，我覺得我們對於這個社會的穩定應當有足夠的信心。矛盾和問題是存在的，但有兩點，一是絕大多數問題不是威脅全域性性穩定的問題，二是我們社會中應對這些問題的條件還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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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目前中國社會的衝突與矛盾
南方週末：但一個客觀的現實是，社會矛盾確實是在增多，有人將我們現在稱為矛盾的多發期，是有這些事實作為支撐的，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孫立平：上述判斷並不意味著否認當今我們社會存在的種種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近些年來，由貧富差別、*、徵地拆遷、失業下崗、勞工權益等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在不斷增加，有的還有激化的趨勢。這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甚至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教育、醫療、國企等方面的改革，也在引起新的矛盾，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問題是，面對這些矛盾和衝突的時候，是用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把這些問題捂住壓制住，還是透過制度創新為規範和解決這些問題創造制度性條件。
關鍵問題是如何對這些社會矛盾和衝突進行準確的判斷和定位。在最近幾年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中，徵地、拆遷、農民工工資拖欠、勞工權益，往往是主要原因。而這些矛盾和衝突基本都是因利益問題引起的，或者說是利益衝突與利益矛盾。大約五年前我曾經提出過一個基本的判斷，即中國開始進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時代。這是我們理解上述社會衝突和社會矛盾的基本背景。現在我們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大體可以說，敵我矛盾是政治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利益矛盾。而現在我們將其作為群體性事件加以防範和處理的，有相當一部分是正常的利益博弈。當我們將這些利益博弈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時候，正常的利益博弈中斷了，能夠及早暴露社會問題的機制被消滅了，結果是問題的進一步嚴重化。試想，如果農民工在工資拖欠的問題上有和企業的正常博弈，有表達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途徑，如果農民工的抗議不是被消滅在萌芽狀態，何至於問題積累到前一段的程度？何至於要總理出面為農民工討工資？
必須看到，準確定位衝突的性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多少年來，我們往往將這樣的衝突與矛盾人為地政治化或意識形態化。其實，現在我們社會中許多矛盾和衝突的內容本身是很簡單的，就是利益的問題，不存在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因素。在利益時代，利益矛盾、利益衝突、利益博弈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社會矛盾和衝突將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基於利益的衝突是理性的衝突，是可以用談判、妥協、討價還價的方式解決的，演變成足以造成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因素是很少的。因此，我們的任務不是要消滅這種現象，而是要為這種現象的發生設立規則，要為這種問題的解決提供製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滅衝突，而是能夠容納衝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決衝突。在這裡我特別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制度容納衝突和矛盾的問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曾經有幾百萬人上街反對布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