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問題捂住壓制住；把穩定當成了目的，為了穩定，公平和正義也要為之讓路，甚至什麼事情做什麼事情不做，均要以穩定作為標準；在有些地方，穩定甚至成了擋箭牌，明知事情做錯了，卻藉口穩定不去糾正，反而用更多的錯誤掩飾前一個錯誤。由於過分的言論控制，正常的民意表達往往被扼殺在萌芽狀態，結果是社會中的矛盾不斷積累。我記得，前兩年就有一個帖子，題目就是《穩定什麼也沒有壓倒，只是壓倒了我們》，說的就是這種情形。更有甚者，一些*分子更是利用“穩定壓倒一切”，壓制民眾對*的不滿，甚至利用國家機器對*揭露者進行打擊報復。有人激憤地說，“影響社會穩定”，有多少罪惡假借汝之名而行之？這話固然有點激憤，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大體也是事實。
應當說，無論在任何社會中，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穩定都是必需的，沒有基本的穩定，不要說發展，就是正常的社會生活也無法維持。但這裡所說的穩定，是一種全域性意義上，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義上的穩定，而不是將社會生活中任何細枝末節的矛盾都視之為穩定問題。而我們的實際情況卻是，無論是居委會、村委會，甚至中小學都在將穩定作為自己工作的主題，將社會生活中的細枝末節都上升到政治社會穩定的高度，這是一種將穩定問題擴大化的表現。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大的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並不大
南方週末：穩定問題擴大化，涉及對我們社會不穩定問題的判斷，您如何看待和評估我們當今社會的不穩定問題？
孫立平：客觀地說，穩定壓倒一切思維定勢的形成，不是沒有原因的。一個原因是1989年的風波以及大約同時發生的蘇東劇變。從此，對危機和不穩定的擔心成為一片陰霾，沉重地壓在人們的心頭。另一個原因是，隨著改革進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時期，特別是由於某些扭曲改革機制的形成，某些改革措施實際上成為掠奪財富的戰爭，社會矛盾在不斷增加或顯現。於是，社會中也開始形成一種危機式思維。
在過去的這些年中，一些危機理論不斷提出來。我記得2003年的時候，就有研究報告說，10年之內，中國一定會發生大的社會危機，說得非常明確，明確地說還有七年。有人甚至認為，現在已經到了1989年社會動盪的邊緣。據我所知，這些學者也是好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視某些問題，儘快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但這樣的結論無疑強化了對危機可能性的過分估計。還有一個說法，即所謂2000美元~3000美元是矛盾多發期的說法。其實在國際學術界這也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論證的說法。不錯，在有的國家是存在類似的現象，但如果分析一下原因，就可以發現，那主要是由於經濟發展了，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和參與的要求就會增強。但在我國，近些年來儘管經濟發展很快，類似的邏輯並沒有出現。近些年一些社會矛盾的增多，與其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我們工作中某些失誤造成的。有誰能夠證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要大規模地拖欠農民工工資？有誰能夠證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用如此的方式進行徵地拆遷？有誰能夠證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勞動者的權益就一定要受到嚴重損害？這些問題不就是我們近些年來引發社會矛盾的原因嗎？這些問題是2000美元到3000美元階段的必然現象還是我們工作的失誤？在現實中，2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說法，已經成為我們一些人掩飾失誤的一塊盾牌。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重新看待和認識與穩定有關的重要理論問題。首先是對於社會穩定要有一個總體性的判斷。對此，我一直講三句話。第一句話，經濟快速發展；第二句話，政治基本穩定；第三句話，社會矛盾突出。經濟持續增長為我們解決很多問題提供了餘地，很多事情發生在經濟迅速增長的時期還是經濟蕭條的時期是完全不一樣的。政治基本穩定是說，對於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們基本是認同的。退一步說，儘管人們對其也有種種批評，也確實存在諸多弊端，但至少絕大多數人認同目前也只能如此。有了這兩條，就足可以把心放在肚子裡。同時也要承認社會矛盾是突出的，我們應當正視這個現實，但對這些社會矛盾的性質與特點，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視而不見，但也不能對其性質估計過分嚴重。我覺得我們對於這個社會當中的大局，要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基於這一點，我想能不能用秩序問題來代替穩定的問題，應當明確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新秩序。
在大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