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想。
康有為幼年好讀書，家中書籍眾多，因而知識面廣，從小就“異於群兒”，但也養成了孤傲不群的壞脾氣。從康有為的《自編年譜》中看，康有為一貫自高自大，對自己大加神化。從這些摻滿水分的記述中，我們倒也能看出康有為是如何定位和評價自己的。
康有為自誇說，他六歲時因“魚化龍”妙對“柳成絮”，獲得祖輩“此子非池中物”的稱讚；八歲時，什麼“書經奧言”，看幾遍就能背誦；十二歲時，面對“州中諸生”，已經“大有霸視之氣！”十四歲時，已經“縱觀說部集部雜史”，也就是說飽覽“中學”；十七歲時“知萬國之故”，又是博覽西學。透過這些無所不能的刻畫，康有為給自己描述的“天才少年”形象，躍然紙上。
但在科舉考試中，康有為的表現不要說優異，簡直就是一團糟。比如考秀才，康有為考了三次，十六歲才搞到秀才頭銜；考舉人對他來說更是一種殘忍的折磨，總共考了七次耗費二十年的光陰。相比而言，康有為三十六歲中舉，而他的得意門生梁啟超，十七歲就中舉了。不過，那次中舉之後，康有為時來運轉，在公車上書時的那次考試中，高中進士，這也讓他的信心大為爆棚。
康有為早年的師傅朱九江是道光年間的進士，此人學術造詣精深博大，對嶺南學術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儘管當時的學風主要由乾嘉漢學所主導，但朱九江很早看到了這條學術理路的內在不足和問題，其主張以程朱理學為主，兼採陸王心學，融合漢宋之長，探源於孔子之學。
康有為受到了老師的影響，逐漸拋棄了原先故紙堆裡面的考據之學，轉而開始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靜坐養心。但康有為孤傲的性格決定了他和誰都不可能長期相處下去，在朱九江門下求學三年後，就因為種種學術問題上的分歧和老師分道揚鑣。
隨後，康有為突然對佛道之學大感興趣。1878年冬，康有為隻身一人來到了山水幽勝的西樵山，在山上一個叫做白雲洞的洞穴住下，開始專門學習深奧的宗教理論。這段時間，恐怕是康有為繁鬧一生中最為浪漫、也是最為自得的日子。據說，我們的康老師在山上經常披頭散髮，不修邊幅，累了就躺在石窟瀑布泉水之間，醒來就或在芳草茵茵中、或在清清流水邊，徜徉徘徊，恣意遊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都是親身嘗試一般。
但是，佛學和道學的思想，並不能滿足康有為那顆狂野飢渴的心。就在這時，京城翰林院編修張鼎華攜幾個友人來到西樵山遊玩，途中遇見康有為。康有為向前和他論學，但沒辯多久，因為意見不合，康有為便破口大罵，拂袖而去。涵養深厚的張鼎華，大為吃驚，回到廣州後見人便說：“來西樵見一土山，惟見一異人。”
康有為後來被張鼎華的雅量所打動，於是給他寫了封信說自己如何仰慕他。而張氏也被康有為的文筆所吸引，於是兩人在省城重新會晤。後來，廣東計程車人便對“異人”康有為有些注意。從張氏這裡，康有為接觸到了一些西方近代的資本主義思想和當時正在醞釀的改良主義思潮。這無意間的交往，給迷茫中的康有為指出了一條明路。
恰在此時，康有為因為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去了香港一遊。當時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轄下已近半個世紀，西方的新天地已初具雛形。在香港的遊歷給了康有為很大的震撼，“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1882年，康有為第一次進京，途中經過上海的時候，上海租界的繁華景象再一次讓康有為感到印象深刻。回來後，康有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蒐集了不少的西學書籍，開始大加研讀，並逐漸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朦朧的憧憬和好感。
在當時的讀書人圈裡，對儒學的研修、佛道的參悟和西學的先讀，使康有為儼然已是鶴立雞群，並養成了他自許“聖人”的心態。康有為將自身的使命自述為：“其來世也，專為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為帝王而故為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眾生親。為易於救援，故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捨身命而為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是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眾，望眾從之，以是為道術，以是為行己。”
好一個“救眾生”的聖人！康有為“聖人”心態，也可以稱之為一種入世的“教主”意識，這也決定了他今後的命運，甚至一度影響到中國發展的方向！
康有為在不斷吸收西學的同時，也開始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