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眾說紛紜。康有為的建議是，將國都迅速遷往西安，這樣與日本和議不成，戰爭再起時，可以放棄海濱險地，扼守潼關、函谷關，與之長期作戰。康有為認為，這才是迅速解決危機的唯一可行方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戊戌政變兩年後的庚子國難中（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逃亡的目的地，正是康有為所建議的西安，這是後話。
三是“練兵強天下之勢”。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很複雜，但是將衰兵弱、武器落後是不爭的事實。有鑑於此，康有為建議選將之道，“貴新不貴陳，用賤不用貴”。就是說，在軍隊系統裡進行大換血，以新人代替老人，並向西方先進國家購買最先進的武器，希望由裡而外，一次性地解決中國軍事落後的大問題。雖然這些想法不免有些幼稚，且在洋務運動中已經證明無事於補，但堂堂的大清帝國慘敗給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小日本後，康有為等人頭腦一時發熱，也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我們不能體驗康有為的心情，看看現在中國足球迷的心態，即可以小見大，略知一二，這種“怒其不爭”的急迫心情，情有可原。
四是“變法成天下之治”。前面三點，在康有為看來，還只是“權宜應敵之謀”；惟有最後的“變法”一計，才是立國自強之根本，也是康有為近幾年來思考的中心。他認為清朝的法度沿襲前朝，至今已有數百年之久，而中國現在面臨的情況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這好比時令已經到了炎熱的盛夏，卻還穿著冬天的羽絨服不肯脫下來，不生病才怪。而前期的洋務運動雖然有益改革，但過於淺薄，過於小心，過於腐敗，小劑量的藥法無法治療垂死的危重病人。
在總結了中西各國經驗的基礎上，康有為提出了富國之法、養民之法、教民之法的三項主張。所謂富國之法，即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六法；養民之法，即務農、勸工、惠商、恤窮；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舉、開設報館、設立道學。不過，康有為自以為很先進的主張，除了設立道學具有一些獨創性之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幾年間洋務派曾經提出但又來不及實行的方案。有意思的是，康有為提出設立道學，以提倡孔子主張的倫理道德為武器，挽救近日風俗人心之壞，倒有點後來宣傳部門的味道，只不過康有為所提倡的孔子不同於舊說，而是自己在《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中所創造的“新孔子”，而我們的康老師，就是“新孔子”代表的不二人選。
此外，康有為還創造性的提出了“議郎”制，他主張在繼承中國傳統官吏選拔的舉薦體制基礎上，賦予議郎們“上駁詔書，下達民詞”的權力。所謂“上駁詔書”，指的是可以不遵聖旨，“下達民詞”則指的是議郎的民意來源，這與西方近代國家已經普遍實行的代議制暗中契合，也初步顯露了康有為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傾向。
康有為和各省舉子們希望在中日換約之前，將他們的意見上達給皇帝，以避免馬關和約的確認。但是，舉子們搞的公車聯章激起了主和者的恐慌，對此，堅持議和的軍機大臣兼兵部尚書孫毓汶就密派心腹，前往各省舉人聚居的會館造謠恐嚇，以阻擾舉人們聯名上書。不僅如此，孫毓汶還與李蓮英勾結，給慈禧太后耳朵邊不斷吹風，借慈禧之手給光緒皇帝施壓，促其儘快批准和約。
光緒皇帝本對戰敗心有不甘，在師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援下，也想有意拖延對《馬關條約》的用寶，以觀其變，但慈禧一發令，胳膊擰不過大腿，最終還是如期換約。大寶既然印下，事無轉機，各省舉人內部也開始人心渙散，有的還要力爭，有的則覺得大局已定，何必再做蛇足；還有的人則早就被權臣們之前製造的恐怖氣氛所嚇跑。
眼看抗議無效，舉子們忿懣之餘，沒考上的也只得收拾行囊，無可奈何的打道回府，該幹嗎的還幹嗎去；考上的則喜笑顏開，早把這事忘到九霄雲外！
人雖散盡，但人心思變，餘波未平，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只是後來更為激烈的變法前奏。
5．2、天降狂生，萬木草堂
要了解戊戌變法，必要先了解康有為。
康有為，後來又有人稱之為“康聖人”，初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故又名“南海先生”。康有為的先祖是廣東名族，高祖康輝曾任廣西布政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祖父康贊修是道光舉人，做過廣州府的教育官員，是一位知名的儒家學者，康有為的父親也曾做過江西的知縣。出身於這樣一個詩書官宦之家，康有為早期接受了較好的儒家文化薰陶，理所當然地承接了程朱一派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