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之利益。”
從這條來看，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平等的，法國人已經特別說明，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考慮和法國多合作，但沒有規定這是法國獨享的權利。事實上，戰後中法兩國和好如初，後來北洋艦隊的船塢工程，和馬尾港一樣，還是請的法國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約定通商條款和將來的章程十年為期，期滿可續修。這也是當時的國際慣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國撤兵的規定，規定條約彼此畫押後，法軍立即退出基隆，併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畫押後一個月內，法兵必當從臺灣、澎湖全行退盡。第十款是關於雙方換約的，不提。
條約就是這樣。
最大的爭議，莫過於關於越南的保護問題，正如從中調停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所說，“中法爭端是解決了，條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簡單的說，就是承認現狀，這真是：‘誰能搶就搶，誰能搶到就算他的！’”
但是，筆者認為，關於越南淪為保護國，其主要責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萬步來說，那也是實力問題，無可奈何的事情。據說，在李鴻章和福祿諾於1884年5月簽訂了《中法簡明和約》後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國人的指使下，將清政府頒發的玉璽、封冊等當眾焚燬， 公開宣佈斷絕和中國的藩屬關係，接受法國的保護。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開投降法國的舉動，事實上讓中國軍隊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論依據。而且，這對後面的戰局也有重大影響。清軍取得勝利的鎮南關等地，都靠近中越邊境，後勤保障和補給相對容易，而且得到了當地人民的支援，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沒有越方的支援，情況就很難預料了。
當時的大清帝國，在西方列強面前，遠談不上是什麼大國，在自己國力並不強大，且萬事待興的情況下，去保衛一個沒有太多利益且已經單方面宣佈中斷傳統關係的藩屬國，未必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越南的情況，和後來的保衛朝鮮，情況還不完全一樣。
從戰略上來說，做出一個決策，我們必須要界定自己的威脅是什麼，利益在哪裡，在怎樣的資源條件下采取什麼樣的手段。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在大清帝國實力有限的情況下，去保一個對自己沒什麼實質意義的藩屬國，正如李鴻章認為的，避重就輕，意義不大。
如果按這樣的思路的話，中法和談如能早日實現，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徐中約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師和馬尾船塢。可是，庸碌無能的領導層卻毀了這兩者，而且還喪失了安南這一朝貢國。清流黨意氣用事，無補於事，因此對這些後果應負大部分責任。”
做決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兩端，舉棋不定，最後弄得兩頭落空，損失慘重。這些損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氣用事是分不開的。至於《中法新約》，就條約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說是失敗，相反，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儘管後人大都認為清廷腐敗無能，但對於《中法新約》，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認為它是賣國條約，儘管它有著這樣或者那樣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作者的私人部落格《與歷史散步，和生活握手…西門送客的自留地》：。 。。
5．1、新帝國摸了老帝國的屁股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以“國運”相搏的大戰。只可惜，當一方積心處慮、傾其全力的時候，而另一方卻仍舊是懵然無知。回頭看來，日本的戰略意圖清晰而明顯：先割朝鮮臺灣，後取滿洲，進而侵佔全中國。毫不誇張的說，這場戰爭的結果，決定了東亞這兩個主要國家後來五十年的命運。
清廷的那些大員們太小看日本了，甚至在戰爭中被徹底打敗後，仍舊身處險境而不自知。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就像一隻強壯的螞蟻，在不斷蠶食中國這頭遲鈍的大象。但螞蟻畢竟是螞蟻，大象有一天終究會痛醒。日本它並不可懼，但危害巨大的是軍國主義。如果不徹底剷除軍國主義，中國不得安生，亞洲永不寧日，而日本也將自取滅亡。
5．1、新帝國摸了老帝國的屁股
中日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但決不因為朝鮮而結束。
中國和朝鮮的關係，自古以來就極為密切。公元三世紀至七世紀，朝鮮分為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國，戰亂頻繁，後來新羅得到唐朝的幫助，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