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團參贊黃遵憲，他花了八年的時間（1879年到1887年）寫成了40卷50萬字的鉅著《日本國誌》，從各個角度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近代日本的制度變革。只可惜，此書1890年在廣州付刊後，卻遲遲沒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問世。後有人說，假如這本書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為人所知的話，戰爭可能就是另一個結果了。
近代國人對日本的認識，黃遵憲曾說，“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如今國人對日本的感覺，何嘗不是如此？目前網路上一些仇日糞青的過激言論，更是一種既羨又懼的無知變態之心理表現。最讓人擔憂的是，在一種群體不理性思維的氛圍下，認識和了解我們的近鄰竟成不易之事，這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如果國人繼續無知的憤怒下去，誰又能保證一百年前的悲劇不會再發生一次？
知識就是力量，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
5．2、朝鮮風雲突起，日人心懷不軌
光緒十二年（1886年），駐英、法、德、俄的四國使臣劉瑞芬曾經上書李鴻章說，朝鮮毗連我東三省，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目前朝鮮內政不修，日本又存覬覦之心，一旦朝鮮有亂，可能會震撼邊疆，倒不如現在未雨綢繆，將之收為國土，改建行省；如果朝廷覺得朝鮮久修職貢，不忍心削其土地的話，就乾脆約同英、美、俄等列強共同保護，闢為通商之地，這樣也可以保住朝鮮，穩定地區的安全。
李鴻章收到後交給總理衙門討論，但那些大臣們紛紛搖頭反對，說朝鮮乃我大清第一藩屬，五百年不變，豈能隨意改動？劉瑞芬的提議只能按下不提。
1894年，也就是中國的農曆甲午年，朝鮮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東學黨起義。東學黨是個打著宗教名義的組織，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以儒家佛老學說為本原，對抗當時的西學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義和團倒有幾分相似之處。不管是東學黨、拜上帝教還是義和團，在造反這個問題上，三者是基本相通的。
當時的朝鮮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騰，朝不保夕。正如當時民謠所說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餚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這時的朝鮮，何嘗不是內憂外患，時刻坐在火山口上？
果不其然，東學黨人起事後，在國內一呼百應，很快佔領全州，並揚言直搗王京。朝鮮小王朝被弄得大為驚恐，只好又厚著臉皮前來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駐朝鮮總代表袁世凱接到朝鮮的“借兵”申請後，便請示上級領導李鴻章是否出兵，李鴻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請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總兵聶士成帶兵兩千多人開赴朝鮮。同時，按照《天津條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將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國顧念藩服，又因朝鮮請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亂，待亂收自然收兵回國。
日本人對局勢的發展早就瞭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國出兵。按照《天津條約》，如果中國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但請神容易送神難，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國的照會後，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先派八百日軍進入朝鮮，隨後大隊人馬繼續跟進，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遠遠超過了在朝清軍的數量。
日本此時急於出兵，並非為幫助朝鮮平定叛亂，而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另外，當時日本國內爆發經濟危機，伊藤博文內閣正處於風雨飄搖當中，此時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轉移國內的注意力，以度過危機。這種事情，在中外歷史上並不罕見，做得好的，可以穩固國內政局，但萬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過來及國內安全，當年拿破崙三世就栽在這個問題上。
而此時東學黨聽說中國大兵趕到，加上朝鮮小朝廷的招撫政策，起義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勢也日趨平靜。朝鮮小王朝便先後照會日本和中國，要求雙方撤軍。中國不想生事，便滿口答應，並約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卻心懷鬼胎。當時日本在朝鮮的海陸軍已經遠遠超過清軍，到嘴的肥肉哪能輕易放棄，於是日本不但以各種藉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斷製造事端，丟擲朝鮮內政改革方案，說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把朝鮮變成共同的保護國。這個方案如同“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製造決裂的機會。
對於日本人的蓄意挑釁，清廷大吃一驚，沒想到日本這蕞爾小國，竟然在太歲爺頭上動土！孰不知，此時的日本已經不是從前的倭國，靠十年前的幾句外交恫嚇是打發不走的。由此，清廷內部也分化為主戰和主和兩派，而其中又糾雜著帝黨、後黨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