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國之貨銀”，將使內地人民輾轉失業。嘉慶朝禁菸的原因，主要是鴉片對國民身體和精神的傷害，當時白銀外流還不是很嚴重。但清朝當時已經呈現衰敗之勢，朝綱不振，鴉片愈禁愈烈，到道光年已經是一發二不可收拾了，就連軍隊裡也吸食鴉片，兵士們鳩形鵠面，戰鬥力嚴重下降，到後來的鴉片戰爭和太平軍起義中，當時的舊軍隊如八旗軍和綠營兵一敗再敗，已經無足輕重。
鴉片之禍致使白銀大量外流，對當時的貨幣體系造成嚴重衝擊。清政府雖然不是重商主義，但也非常重視硬通貨。清代的法定貨幣是銅錢，但政府的各項收支如稅收等，卻都是以紋銀為準。銅錢為民間所通用，老百姓完糧納稅時，都按照銀價兌應的銅錢數目進行繳納。譬如，一畝田假設需納稅白銀一兩，如果當時一兩白銀兌應一千文銅錢的話，老百姓向官府繳納一千文銅錢即可。
白銀作為一種通貨，本是在經濟起到流通作用。中國的銀價往往一直呈現上漲的趨勢，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國產銀不多，往往跟不上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通貨供應量；二是的中國人向來藏富，經常將白銀囤藏，而民間和官府也常用白銀作飾品，導致白銀退出流通市場；三是官府制錢時偷工減料，分量減輕，加上私鑄銅錢的泛濫，銅錢變相貶值，也導致銀價的上漲。
在十九世紀初，清政府頒佈禁令，禁止紋銀出洋。當時在中西正常的貿易中，進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國進口額約1260萬兩，出口額約1290萬兩。但在隨後的時間裡，中國開始呈現入超狀態，白銀外流，鴉片走私在其中作用不小；1835年到1838年，走私進中國的鴉片大約四萬箱（英國約三萬九千箱，美國每年從土耳其販賣約一千箱），每箱平均耗銀約四百兩，以此推算，中國光鴉片一項就外流近1600萬兩白銀。而這些走私貿易導致的白銀外流情況，並不出現在官方的貿易資料上，危害隱蔽又巨大。
鴉片走私導致白銀大量外流，進而致使國內流通市場白銀供不應求，銀價上揚，錢價下跌，物價的上升遠遠跟不上銀價上漲的速度，這加重了老百姓的納稅負擔。從鴉片戰爭前的四十年來看，1800年左右白銀兌錢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間，白銀兌錢從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餘文。田賦仍舊按銅錢數繳納的話，實際上變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稅負。
康乾盛世正是中國人口劇增的時期，由一億五千萬增加到了三億多；到了咸豐年間太平天國內亂前，人口已經達到四億三千萬。人口的劇增導致了資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雖然有南美洲引進的馬鈴薯等新作物緩解一下人口的壓力，但由於生產方式長期得不到突破，國內經濟和老百姓都已經是疲睏不已。銀價的上漲則導致稅賦不能如期繳足，國內財政大為困窘，這又導致一個惡性迴圈，官吏因為財政困難，往往會挖空心思的從體制外攫取財富，而老百姓必然成為他們盤剝的物件。
國困民窮，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於是乎，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等揭竿而起，兵禍遍於中國，生靈塗炭，人民在戰火中或被殺戮、或者流離失所，十多年的國內戰亂，導致人口大量減少，這才為“同治中興”創造了條件。馬爾薩斯說，唯有瘟疫和戰爭才能大量減少人口，緩解資源的危機，中國晚清時期很不幸的充當了這個理論的實驗品。
但西方國家並沒有遵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們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義和工業革命。殖民主義把人口遷移到新的地區，特別是新大陸美洲和澳大利亞等地，既緩解了人口的壓力，又增加了國民的財富，何樂而不為？本來東南亞完全可能成為中國人的殖民地，但中國明清時期卻禁止移民，給了西方人很好的機會去控制東南亞…新加坡算是碩果僅存的華人殖民地。
黃爵滋的奏摺，不過是揭開了鴉片的蓋子，透過鴉片貿易，卻可以看到帝國臨近死亡的影子。鴉片戰爭後，晚清近七十年的歷史，也是國人最為屈辱的時期，終於要來臨了。
這正所謂：一紙奏摺說鴉片，驚破黃粱四百年！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4、鴉片辯論賽和林則徐的誤判
黃爵滋的奏摺裡說洋人嚴禁其本國國民吸食鴉片，卻專誘他國，禍害別國百姓。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經在2001年《書屋》第三期發表過《天朝的崩潰與意識的困守 》的文章，裡面提到一個被國內學界一直有意或無意忽視的問題，即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態度。
樊先生在查閱了大量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