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性之外，另外還有幾個現實因素也促成了鴉片貿易的興起。
從貿易環境上來看，雖然當時清政府允許外國來中國進行貿易，但只能在廣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貿易商人進行交易，這就是通常說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實上大都是紅頂商人（官辦企業），所進口的商品必須要經過他們認定，這必然導致中國市場狹窄，外國無法透過擴大貿易數量的方式來平衡貿易逆差。
從雙方進出口的貨物來看，中國主要輸出茶葉、瓷器、絲製品、漆器等，這些都是歐洲所受歡迎的商品，而外國商人輸入的商品主要為棉花、羊毛製品、鐘錶等商品，這些商品在中國市場很小，影響甚微，正如乾隆說的，天朝的物品是你們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對你們的東西可不在乎。
在這樣的貿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銀流入了中國…也許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個因素…但嚴重的出超使外國商人難乎為繼。為了彌補逆差，只有兩種辦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對內地市場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貿易環境下找到有利可圖的商品。
對於第一種辦法，馬戛爾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經進行過外交努力，但都以失敗告終，正如他們的結論，除非使用武力，否則就不可能開啟中國的國門
讓英國人驚喜的是，他們找到了第二種辦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鴉片。當時中國國內的鴉片消費市場已經初具規模，儘管天朝禁止罌粟種植和鴉片生產，但禁令大都有如廢紙。何況，國內的鴉片質量遠不如印度鴉片，國產鴉片也還遠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馬克思說過，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絞死的危險。這句話是鴉片走私最後的註腳。如此豐厚利潤的吸引，加上當地官員的腐敗（緝私官員也參與走私），鴉片之災不但沒有被禁止，反而在鴉片戰爭前的五十年裡愈演愈烈：18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間，已經劇增到每年近4萬箱。
181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消了對印度的貿易專營權，港腳商人（在香港從事商業活動的私商）開始活躍起來，他們的效率遠超過他們的國企（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的鴉片也就呈現加速度的增長。可惜清政府沒有看到私人資本的高效率，這大概就是後來官辦為主的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罷。
鴉片屢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難以戒除外，當時政府官員甚至是緝毒人員的腐敗瀆職、徇私舞弊行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據魏源追述：當時廣東水師的緝毒巡船，竟每月公然的受規銀三萬六千兩，然後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師副將韓肇慶，甚至專門護送走私，鴉片由水師包辦運輸。更可恨的是，韓肇慶居然從每萬箱裡抽出數百箱，作為截查的戰利品拿去報功，韓肇慶還由此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風光無限。福建水師和浙江官軍也不甘落後，他們在鴉片走私中同樣大肆收取賄賂，然後睜一眼，閉一眼，任由鴉片大量進入。
多年前，馬戛爾尼等人想擴大中英貿易，但失敗了。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些走私商人卻勝利了。走私導致鴉片市場急劇擴張，東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趕緊擴大印度的罌粟種植面積，增加鴉片產量，以滿足中國“消費者”的需求。根據《劍橋中國晚清史》統計，在鴉片戰爭前，鴉片貿易佔到中英貿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個十九世紀，鴉片是世界上最貴重的單宗商品貿易。在這十九世紀的前四十年裡，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由出超變成入超，大量的白銀開始嘩嘩的外流了。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世界連為一體，這已經不是痴人說夢，而實實在在的現實。當天朝的人還不知道“地球是圓的”的時候，整個中國已不知不覺中被推上了國際舞臺，逼上了弱肉強食的國際大賭場。
以鴉片貿易為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國際經濟形態：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種植罌粟並加工成鴉片，港腳商人把鴉片運到中國，再透過各種走私渠道進入中國市場。緊接著英國商人再利用鴉片獲得的國際通貨（白銀），或者運回英國，或者從中國購買茶葉等商品運回英國或者銷售到世界各地（如引發美國獨立戰爭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運到北美殖民地的中國產烏龍茶）
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但天朝還矇在鼓裡。
任何事物都是內因和外因所促成，在大多數時候，內因的作用更大。1800年，兩廣總督吉慶就曾經指出，鴉片貿易是“以外夷之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