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禮，但你怎麼能要求中國人服從英國的禮節呢！”
拿破崙畢竟是做過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裡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須屬於同一世界，也就是說要具備同樣的心理結構。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狀況並非如此：兩者在對方眼裡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儀式在天朝皇帝眼裡純屬荒誕可笑，但英國人何嘗又不是這樣認為呢？
1．3、一封奏摺，揭開了鴉片的蓋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賦疲累，官吏虧空，商民交困，都是因為銀價飛漲，錢價急跌所導致的。從前市場上紋銀每兩可兌銅錢一千文，現在兌銀一兩要一千六百文。而銀少價升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廣東洋船帶來的鴉片煙盛行，導致紋銀透漏出洋，有去無返，一天比一天厲害。鴉片煙本來自英吉利，洋人嚴禁自己國家的人吸食，卻專門引誘他國，既消耗別人的財富，又讓那裡的人身體虛弱。如今鴉片蔓延中國，實在是自古以來沒有過的大患，這個禍害比洪水猛獸還要厲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徵撫記》）
偉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麗的罌粟花，而“孔雀雖美，其膽劇毒”，鴉片就是罌粟的初級產品。罌粟本生長在溫帶和亞熱帶地區，在人類文明的發祥地，幾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跡，譬如兩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臘，關於鴉片的記載也並不罕見。甚至在《聖經》與荷馬史詩裡，鴉片被描述成了“忘憂藥”，連上帝都使用它。
在歷史上，鴉片通常是以藥品形式出現。古希臘名醫加侖就曾詳細記錄了鴉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療效，三國時期的名醫華佗也曾使用鴉片作為手術的麻醉劑；在唐代，人們把進口的阿拉伯鴉片被稱為“阿芙蓉”，當時是一種奢侈消費品；北宋藥書《開寶本草》中記載的“罌粟粟”，其實就是鴉片。
有野史說，明朝萬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為沉湎於鴉片而不能自拔。雖然鴉片不是天外來物，但有一點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鴉片大多是作為藥品使用，並沒有廣泛流行。
從歷史路徑來看，鴉片的盛行是和菸草糾葛在一起的。中國本不產菸草，菸草乃北美印第安人的種植物。菸草進入中國，這就要歸功於十七世紀的荷蘭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們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國，包括玉米、馬鈴薯等，菸草也在其中。
引進新的作物如馬鈴薯等，這些作物對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為賦稅徵收的依據，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人口增長。但菸草不一樣，這是一種會讓人上癮的輕微“毒品”。從歷史記載上看，崇幀皇帝的時候曾經嚴令禁菸，估計這時候菸草已經開始氾濫。但讓人沒有想到的是，禁菸導致了一個糟糕的結果：本身混合在菸草中吸食的鴉片，因為菸草被禁，很多癮君子開始吸食純鴉片。而一旦養成這種惡習，戒除就極為的困難了。
鴉片是一種讓人意志消沉、身心俱敗的罪惡消費品。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鴉片市場的形成必然有一個逐漸培育的過程。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國內鴉片消費市場也已是初具規模，各地煙館林立，菸民遍地。據當時人說，京官中吸食鴉片的達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門裡，據林則徐說，“絕無食鴉片者，甚屬寥寥”，就連一貫勤儉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鴉片，後來的慈禧太后也是個鴉片吸食者。
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無論是荷蘭人、葡萄牙人，還是後來向中國輸送鴉片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決無例外。鑑於鴉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鴉片在國內種植、生產和買賣，但他留了一個漏洞，那就是沒有限制鴉片的進口，當時甚至還對鴉片進口徵稅（一直到1796年）。
十八世紀末，鴉片的危害開始顯露。1799年，嘉慶皇帝再次頒佈鴉片禁令，禁止進口、銷售鴉片和種植罌粟。這個禁令雖然損害到了那些國內外的毒品種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卻給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員提供了發財的機會。從毒品貿易的規律來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許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敗無能，這隻能導致更糟糕的結果：繼續秘密種植罌粟和加工鴉片或者乾脆走私…走私連稅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買辦和外國鴉片商緊密的勾結在一起，才是鴉片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八世紀末，英國的對華貿易已經超越荷蘭、葡萄牙等其他國家而躍居首位。英國人選擇鴉片作為貿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資本逐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