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飯桌上，他講話都一樣地沒顧忌。“多精采的大屁股！……”“這骨盆生小孩兒多棒！……”“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術來多美！……”
作為藝術家、醫生和人，他愛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興趣。他有一次問一個同行，嚇了那人一跳：“你從來沒有和一個女人在一起膩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當時有一個漂亮的好萊塢電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結核的時候，白求恩為她設計了一個特殊的用於膈神經切斷術的項圈。她說，他們在動手術前後的談話改變了她的一生。在她病癒後寫給他的一首貼切的詩裡，她說她現在把生活裡一切有意義的東西都歸功於他。
兩性間的虛偽像醫界裡的裝腔作勢一樣使他氣憤。他能以無情的諷刺來粉碎派頭和“體面”，可是對於對他表示了一點點感情的人們，他的父親般的慈愛使他們吃驚。
弗朗西絲，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時候她覺得是她遺棄了他，以前如果她更愛他一點的話，一切都會順利的。夜晚睡不著的時候，或是會見他接二連三帶來讓她鑑定的人們的時候，不論她懷著什麼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別人，那些認為他有意思，或者與眾不同，或者有才氣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絲知道……他的諷刺、鬧情緒、發脾氣有時真叫人害怕。在社會上他是談笑風生的人，敏於保護自己的自尊心和虛榮心。在醫院的病房裡，他變成了始終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1934年的那個聖誕節，收到他的聖誕賀卡的人們都對它感興趣。在賀卡下邊他印上了惠特曼的詩句：
“我不可憐受傷的人；我成了受傷的人。”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弗朗西絲，急急忙忙地說：“我一定要馬上見你。你可以到公寓來嗎？”他的聲音很激動。
一見她走進來，他眼睛裡流露出無言的感激，臉色蒼白，兩手緊緊地抓住她的手。
“我剛死了一個病人，我必須見你。他是一個年輕的修道士。病得很厲害，而且病情複雜。……我動手術的時候他死在手術檯上……”“這很難解釋，”他不安地繼續說，“我問自己：是不是我的錯？是不是我的知識不夠，本領不夠？是不是我們大家的錯？我不會解釋；但當他們那樣死去的時候，我的一部分也跟著他們一塊兒死了。”
她盡力安慰他。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幾乎不敢正視的地方。
“他們死的時候，我的一部分也跟著他們一塊兒死了……”他們還有那麼多人將來也都要死的，那麼他也就要感受每一個人臨終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無能為力而受盡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度過了四十五歲生日。在醫院裡，事情進行得很順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術取得了進展——但是新的疑慮開始在他心裡活動起來。
他現在不常和弗朗西絲見面；見著的時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罵，而她安靜地坐在那兒聽著，明亮的眼睛裡充滿了耐心和同情。“醫學！”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進了死衚衕。”
“醫生，”他說，“應該獻身於維護人民健康的事業。有多少醫生是按照那個概念行醫的？是不是總是他們的錯呢？不是，全都錯了。人沒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權利。這還需要購買，像在街角上雜貨鋪裡買一聽豆子一樣，你一定得出大洋錢才行。我們大家掛牌行醫，心滿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縫鋪一樣。我們矯正一條胳臂，一條腿，就像裁縫補一件舊上衣一樣。我們並不是在行醫，說老實話——我們是在做現款交易。我告訴你我們需要什麼：一個新的醫學概念，一個新的普遍保護健康的概念，一個新的醫生職責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絲。他好像興奮極了。“我的工作沒法往下幹了。”他說。
“說真的，白，”弗朗西絲說，“你又鬧什麼了？”
“我們到人民中間去！我們到人民中間去！取消掛牌行醫；改變整個醫療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條街的房屋。那才是醫生必須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個農莊。挨家挨戶。我們把醫藥直接送到每個人那兒去。我們不呆在診所裡，等病人送上門來，診斷一次收多少錢；我們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給他怎樣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經病了，我們就用迅速的行動來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戶，大街小巷，大城小鎮……”
“但是你說的‘我們’，”弗朗西絲問，“是指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