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自己，”他說，“以及其他願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樣相信醫生的責任是採取行動，是到疾病的來源那兒去的人。”他越發興奮了。他一心要說服她。
“但是你到哪兒去找這種人呢？”
“教會是在哪兒找到傳教士的呢？”他反問。“一定也有醫生願意拋開個人利益，去當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傳教士。醫生們將聯合起來，組成一個醫療工作者的團體。我們要到貧民區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
“但是，”她打斷了他的話，“這一切所需要的錢從哪兒來呢？就假定你說服了別人跟你走吧——你們靠什麼過活呢？”
“呃，那個——錢……”他不耐煩地一揮手把錢撇開了。“我們自己什麼也不需要人們出得起多少錢就用多少錢養活我們。藥品、器材、裝置——這些全是技術性的細節。必要的話，我們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給我們這些東西。”
他踱來踱去，滔滔不絕地講著他的計劃，然後在她面前停下來，抓住她的手。“你認為怎麼樣？”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說。“你講起來讓我覺得從來沒聽過比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實際的事。”
十六
幾天以後，他開始寫一本暴露魁北克省衛生情況的小冊子的大綱。問題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著貧窮。整個國家，整個世界都在動盪之中。到處都是挑戰、譴責、浮誇的演說、外交上的恫嚇——都是用一種行話記載下來的，這種行話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