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句“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將對女性的鄙視表達得淋漓盡致，幾千年的“性壓抑”也就濃縮在這一句不祥的話裡。因此，“五四”時代的聞一多就說，“女字和奴，在上古時不但聲音一樣，意義也相同，本來是一個字。”他點出了“女性”在男權社會的一種真實現狀。
古代把女子出嫁叫作“歸”，視夫為女性的歸宿；在詞源上，“婦”是“服”，即“服於夫也”。至於有名的“三從四德”中的“三從”即“婦人，從人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更是將女性在裹好了手腳之外，還把思想和精神也用枷鎖套了起來。
“性派對”行為者中的女性都十分痛恨這種散發著屍臭味的文化殘片。在廣州《女巫》雜誌當編輯的陳思佳就頗為激烈地說：“‘性派對’不單是顛覆個人的身體，更是對傳統的男權文化惡狠狠地捅上一刀！”
尾聲：燃燒的文明“貞節”：祭壇上的獻禮
應該說，躺在男權文化祭壇的是血淚斑斑的“貞節牌”，“性派對”行為者顯然將它從高堂上取下來，砸得粉碎！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貞節比生命還重要。這句話判處了多少“失節”女人的死刑，讓多少優秀的女性沉入屈辱的“冤河”！
有人分析說，“三代”以前是貞節觀念的史前期；春秋戰國為貞節的萌生期。此時，開放的性風俗被視為淫蕩，尤其是女性的性自由完全被取締，兩性關係受到禮教的嚴厲控制。
中國先秦流傳有“古婚制”，對“貞節”二字小心又小心。男女成婚必須經過六道程式：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納采，就是男方家長找媒人到女方家裡去提親。
問名，指男方家攜帶禮物去女方家請問女孩子的名字與生辰八字，以便於回去在宗廟裡正式占卜，看一看兩個青年人的命相是不是相合。
納吉，就是當男方在宗廟裡舉行的占卜得到吉兆後，備禮物遣人去女方家裡報告占卜的結果，準備正式與女方聯姻。
納徵，則是男方家向女方家贈送厚禮，兩家正式訂婚。
請期，是指男方家透過占卜訂下結婚的日期，徵求女方的意見。
親迎，就是到成親這一天，男方到女方家裡迎親。
從這個“古婚制”可以看出，婚前男女是沒有見面的，所有的事都是由中間人去奔波，為的是讓“貞節”在新婚之夜得到驗證。
從此，“貞節”二字變得愈來愈沉重。
秦漢到隋唐以前為貞節觀念的真正“確立期”。在此期間，“貞節”觀念不僅問世了，而且還上升為一種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忠臣”與“貞女”並稱。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大力整飭性道德，鼓吹“從一而終”。隋唐到清，是“貞節”觀念的成熟與鼎盛期。自隋開始，就有“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以及“立格九品妻，無得再醮”的官方要求；唐代則成為“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元代更嚴：“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後，晚節不易”；明朝在此基礎上，又設立了“凡婦人因夫得封者，不許再嫁”的“定式”。
至清代，則鼓吹“室女守貞”，要吹捧殉夫的“貞烈”為“仁至義盡”。
從文化生長的土壤上來看，宋代理學的興盛是“貞節”觀念獲得理論支柱的重要時期。
前面講的程伊川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種理論的代表。
他還主張男子不能娶寡婦，“凡娶以配身者，若娶失節以配身，是己失節也。”
這樣，使女子在不可“更”二夫的同時，又添了一層新的束縛——它由男性來完成。
是宋儒理學最先提出“未婚守節”的概念的。這樣，使婦女提前進入“貞節”的樊籠。
而這種事，跟一些女性自身的“不覺悟”也有關：即迎合男權文化，自願成為其中的殉品。有人還用“殘體自傷”的誓志行為來為“貞節”高唱讚歌呢。
例如，戰國就有梁國寡婦高行，拒聘不改適，以刀割鼻明志。自此，仿效者眾，周鬱妻戳鼻，魏溥妻割耳，王凝妻斷臂，曹文叔妻刈耳又割鼻，清人方啟祥妻為表“不二”決心，竟在臉上刺下“守制”二字，使“貞節”二字帶上了一股濃烈的血腥味。
正如“性派對”行為者桂妞所尖銳指出的：“這些可憐的‘女英雄’只知道傷殘自己，為什麼不把男人的‘根’割下來呢？”
尾聲：燃燒的文明紋身的“荊條”
現代人“紋身”既是成人標記，又是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