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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認為種族與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關鍵。
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漢人。辛亥革命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若說的是恢復到明，明的朱家卻是回族，這族譜至今儲存在美國。
儒家文化裡有一條“規約”叫“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前半句做到了，這是當官的特權；後半句沒做到。一半的原因是當官的將這種約束人性的“禮”壓迫下去，讓“庶人”（普通百姓）承擔；一半原因是“庶人”自己主動投降，將手腳束起來交給當官去管理。
“禮下庶人”，大概到宋朝才開始嚴重起來的，朱熹講到有個老太太說“我雖不識字，卻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這股豪氣正說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實“庶人”不必有“禮”式的“堂堂正正”，俗世間本來是有自己的風光的。
明代是“禮下庶人”最厲害的時候，因此貞節牌坊大量出現，苦貞、苦節，荼害世俗。晚明讀書的頹風，或李贄式的特立獨行，亦是對“禮下庶人”的反動——這種反動在“性派對”行為者中是否見出了精神餘脈呢？
清在“禮下庶人”這一點上是照抄明代的。
王利器先生輯錄過一部《元明清三代禁燬小說戲曲史料》，分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會輿論”三部分，僅這樣的分法，就見得出“禮下庶人”的理路。
作家阿城說，略讀之下，已經頭皮發緊了。民國初年的反“吃人的禮教”，是宋以後“禮下庶人”的反彈，只不過當時的讀書人一竿子打倒孔子。孔子是“從周”的，周是“禮不下庶人”的。看來人們誤會了孔子。
執照阿城的意思，“禮不下庶人”是與道德有區隔的。刑條之外，庶人不受權力階層的“禮”的限制，於是有不小的自為空間。“禮下庶人”的結果，就是道德區隔的消失，權力的道德規範延入世俗，再加上“刑”一直下到庶人，老百姓的日子就難過了。
阿城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一九六六年夏天，他在西單十字路口看見許多人圍著一張大字報看，上面寫的是革命倡議，說革命群眾夏天游泳的時候要穿長衣長褲，並且不要戴帽子。看的人都不說話，“好像在看一張訃告。”
“游泳穿長衣的革命倡議，還沒有出幾百年來禮下庶人的惡劣意識，倒是圍著的人的不說話，有意思。”
這“有意思”在“性派對”的人看來，就是人人“裝寶”，人人都成了穿上新裝的“皇帝”，為了一個共同的謊言，大家在烈日下沉默。
尾聲：燃燒的文明遠古的圖騰：“性”旌飄舞
其實，飲食男女，哪能無“性”或避開得了“性”？我們的祖先比當今的“文明人”可瀟灑多了。
從歷史長河來看，人類的原始時代曾經廣泛出現過生殖崇拜，它是以一種巫術的形式表達了先民們對社會人口繁殖的祈求，而在文化心態的價值觀念上，這種崇拜又展現出對性器官及性交的肅穆的敬意和坦蕩的直視——“性”的幡旗迎風招展，那黃色的符簇正是部族興旺發達的圖騰。
新近發現的內蒙古、新疆地區的摩巖壁畫，不僅精雕細刻男女生殖器，而且還清晰地展現群體性交的場面。
遠古時代先民還有過“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的茫茫然時期。
雜亂的兩性關係在春秋以前仍大量遺存。如史載，燕國有“祖”，齊國有“社”、“稷”，宋國有“桑林”，楚國有云夢，這些都是男女交會的代稱，“性”是極為自由和開放的。
如在一些諸侯國裡，“淫風”很盛，衛宣公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即便到了春秋，還大量存在過血親間的亂倫現象。如衛宣公淫於夷姜，宋公子鮑淫於襄夫人等，並且還有一些專門的名稱來稱呼這些：子輩淫父輩叫作“蒸”，孫輩淫祖輩叫作“因”，同輩相淫叫“報”。
這些發生在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五世紀漸趨絕跡了。直到春秋晚期，母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性自由”才慢慢消失。
今天，人們仍可以從《周禮》中的“中春三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設想到當時“自由時代”的盛況。
我國父權制度始於周代。從此，“性”的禁錮越演越劇，據說這是文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