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丈夫，太少了！”
堂堂一國的公主抱怨她不該只有一個丈夫，它不單說明這一時期的性觀念很開放，而且反映了女性有為自己的“正當要求”“鼓與呼”的合法權利。
這個時期的房中書也比較多。特別是葛洪的《抱朴子》記載了不少的性生活內容，並認為：房中術只要行之得法就有助於延年益壽之功效。
而在葉德輝的《醫心方》卷二八中，他引錄了《隋書》的“經籍志”，即《素女經》——包括《玄女經》、《素女方》、《玉房指要》、和《洞玄子》——這些書被認為是公元八世紀寫成並流傳的。
但它們都是一些指導夫婦性生活的參考書。
國外有學者認為，這些參考書對百姓生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古代中國一夫多妻（或有錢人納妾）的家庭中，男性一定要懂得房中術，因為那時提倡不斷更換性夥伴，既是從健康方面考慮，也是出於家庭中性關係的平衡——避免妻妾之間的爭吵。其次，這些書強調男子對女子性需要和性體驗的理解，以保持性生活的和諧及女子的性滿足。
這些書中也提到過兩性人的現象，被籠統地稱為“人妖”。
書中甚至還談到一些性變態行為，它主要指性虐待，同性戀，淫具與手淫，獸交，對於人體排洩穢物的癖好，以及男人由女子陪伴如廁的習俗等。
簡言之，這個時期的人活得舒坦自由，張揚著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獨特體驗，淫糜之風較為盛行。正因為此，一些著名學者出於維護皇權的考慮，紛紛上諫奏章，陳述淫風之害。如西漢大學問家劉向目睹趙飛燕等淫亂之狀，認為後宮應倡興王教，遂著《列女傳》，以戒天子。
而東漢女大學問家班昭總結經驗，竟寫出了兩千來字的《女誡》，其中《婦行篇》對女性道德制定了全面而又具體的規範：“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雲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為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織，不好嬉笑，挈齊課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就這樣，女人們自己戴上了“緊箍咒”，言行舉止都有了“規制”。
後來有反叛者毫不猶豫地將這筆賬記到了班昭的頭上，想來也不會冤了她。
藝妓的興起與“房中術”的盛行一般認為，藝妓起於周代，但唐代的藝妓不同於前代。
據唐代孫啟的《北里志》記載，這時的藝妓必須擅歌舞，能詩文，只有最下等的妓女才只提供性的服務。
如唐代名妓魚玄機，詩文歌舞俱佳，色妓雙全，很受世人尊重。
可以說，當時的藝妓作為一種職業不任何歧視。
因為人們首先看到的是藝妓的社會作用，其次才是性的作用。
這個時期的藝妓一般都與官吏、文人、藝術家、商人等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因而她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影響。
那些結交藝妓的人也並不是為了性愛，甚至有些是為了逃避性愛，希望暫時擺脫家中的沉悶和出於義務的性關係。這些男人事實上在追求一種與女性的無拘無束，朋友式的關係，其中的性關係不是主要內容。
換言之，唐代的藝妓並不主要體現在性關係上，只有官辦妓院中的女子——她們來自罪徒，被“籍沒”的家庭女成員，和女戰俘，只有這些人才只提供性服務，甚至可以買賣和租用。
由於唐代對性的問題可以公開自由討論，所以房中書較以往任何時期更為盛行，並且又有了新的作品出現。
這些新作品中的房中書像以往一樣，被正而八經地歸於醫書；而文學類的則被作為“傳奇”，其中有關性的描寫卻是後代色情文字的始作俑者。
例如，唐代的房中書《房內補益》和《大樂賦》等，裡面對性交姿勢和不同的體驗寫得十分細膩；當然還有許多的色情傳奇書。
而在孫思貌的《千金要方》中還專門列有《房內補益》一章。這裡的內容主要是講房中術，大部分與前代的一樣。
但有三點不一樣：書中提出四十歲是男性生活和整個身體狀態的轉折點，所以四十以上須知房中之術；二，前代房中書教人壓迫會陰部下面以止“射精”，而孫氏以為壓迫右乳上方的屏翳穴會有同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