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的辮子，永遠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談資笑柄。他曾自辯：“中國之存亡，在德不在辮，辮子除與不除，原無多大出入。”
辜鴻銘與胡適是思想上的論敵。辜常揭胡外語功力不夠的老底：“以粗俗鄙陋的‘留學生英語’叫嚷什麼‘文學革命’，這個胡適簡直是瞎胡鬧！”“連希臘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臉在大學講壇上大侃西方哲學，這個胡適博士簡直把學生當猴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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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北大 揚我中華（2）
胡適曾拍馬上陣，在《每週評論》上撰《記辜鴻銘》，柔中帶剛，綿裡藏針，剖析辜氏留辮子的原因：“當初是‘立意以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歸’了。”指出他並不是真的留戀前清，而是標新立異罷了。不日，酒會上兩人正好相逢。胡將那張報紙給辜看。辜閱後厲聲斥責：“胡先生，你公然毀謗我，你要在報紙上公開道歉。否則，我將到法院控告你！”胡適也不示弱：“辜先生，你是開玩笑吧。要是恐嚇我，請你先去告狀，我要等法院判決了，才向你正式道歉！”半年後，兩人再度相逢。胡戲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遞進去沒有啊？”辜正色答：“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所以才不願意控告你，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狗屁不如，誰願意跟你計較？”
對辜鴻銘的這種清高、自大、傲慢和怪癖，蔡元培能容。陳獨秀看了曾大發牢騷：“辜鴻銘上課，帶一童僕，為他裝煙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辮子拖著，慢慢吞吞上課，一會吸菸，一會喝茶……蔡元培能容忍他擺架子，玩臭格，居然一點也不生氣！”更刺激的是，在北大一次教員會上，辜鴻銘公然揚言：“如果今天沒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時為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差點氣暈了過去。
對於辜鴻銘的種種復辟論調，陳獨秀、胡適以及蔡元培都曾把他作為東西方文化論戰的靶子，在報刊上唇槍舌劍交鋒過。
1923年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辜鴻銘也緊隨辭職，一時賦閒在家。不久，經人推薦到一家日人辦的英文報館當總編，月薪五百元。這倒真應了他的老話： “中國人不識古董，所以要賣給了外國人。”
1901年清廷曾以“遊學專門”名譽賜他為“文科進士”。“惟王為尊”一生的辜鴻銘，於1924年初終於見到溥儀一面。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之後，辜鴻銘赴臺灣遊歷講學，1927年秋返北京。
1928年4月30日終老於北京。
論名士，說風流，辜鴻銘或是中國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是一位矛盾、複雜的人物。溫源寧說得中肯：“辜鴻銘之所以會成為中國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他自身的矛盾。
辜鴻銘服贗、推崇我國的固有文化。他認為：“英國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國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國，既博大而又精深。”關於愚忠清室，辜氏有一段夫子自道：“許多外人笑我痴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 ——乃忠於中國之政權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
辜鴻銘是位反傳教鬥士。辜氏之愛國最突出表現在1891年引發的“長江教案” 事件上。當時，侵略分子大造輿論，歪曲中國人民反洋教運動真相，謾罵中國人野蠻，叫嚷要用“炮艦鎮壓”。這時，辜鴻銘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寫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送到上海《字林西報》刊發，譴責西洋在華的一些傳教士借不平等條約特權在中國土地上的為非作歹，對侵略者進行義正辭嚴的批駁，為國人反洋教行運動辯護。文章被英國《泰晤士報》摘要轉載並加評論，引起英國人民對侵略者的不滿和對中國人民的同情。1901年，侵略者叫囂要中國拆除大沽炮臺時他挺身而出，一語驚人：“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臺 ——傳教士炮臺。”他以筆代炮，炮轟那些偽善的傳教活動和文化侵略。辜氏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關注。
他反對亂用洋人。他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擺足架子接見毛姆，數落毛姆對中國文明的歧視：“你們憑什麼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你們的藝術或文字比我們優美嗎？我們的思想不及你們的深奧嗎？……呶，當你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那麼為什麼你們白種人輕視黃種人呢？因為白種人發明了機關槍！”並預言：“你們喜歡機關槍，你們也將被機關槍判決！”說得何等暢快、深刻。
上世紀20年代，他在美國報紙上發表《沒有文化的美國》，調侃美國只有愛倫·坡的一行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