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這話傳到辜鴻銘耳邊，他當場譏諷道：“誠然，然要看所辦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無學問人可以辦得好的。”辜氏不止譏嘲，還罵袁是“賤種”。袁嘗過辜嘴皮、筆頭的厲害，有點懼怕，想和緩關係，託人請辜做他的家庭教師，月薪五百大洋，並雲勾銷此前一切恩怨。辜氏當時囊中雖然羞澀，但立即拒絕。袁世凱死時，北洋政府下令全國停止娛樂三日，以示哀悼。辜鴻銘卻特意在家中開堂會，連續三日懸燈結彩鑼鼓喧天唱大戲。
辜鴻銘身歷兩次帝制復辟，都如兒戲一般。清王朝從歷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們頭頂的官帽（擎蓋）也沒了。唯有張勳和辜鴻銘的辮子（傲霜枝）還拖著。不知出於何種心態，辜鴻銘在張勳六十六歲生日時，集了一副對聯贈之。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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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在東洋 仕在北洋（3）
荷盡已無擎雨蓋；
菊殘猶有傲霜枝。
教在北大 揚我中華（1）
辜鴻銘與北大結緣，緣於蔡元培。儘管他倆所行的“道”有所不同，在五四
運動來臨前夕，保皇黨的辜卻堅持與蔡同進同退。他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我不跟他同進退，中國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難鳴的絕境嗎？”有人問“好人”作何解釋。他很從容地說：“好人就是有原則！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保皇。這種人什麼地方有第三個？”
1917年辜鴻銘到北大當教授，講授英文詩。羅家倫對他的形象的描繪當最具代表性：“我記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條大辮子，是紅絲線夾在頭髮裡辮起來的，戴了一頂紅帽結黑緞子平頂的瓜皮帽，大搖大擺地上漢花園北大文學院的紅樓，頗是一景。”學生們對他的辮子當然覺得有趣，發笑。他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真正出語不凡。同學們戲言，誰要想一夜出名很容易，把辜先生的辮子剪掉，中外報紙準會刊登。
上課前，他給同學立三條規矩：“第一，我進來時，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們問話或你們向我提問，你們都要站起來。第三，我指定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學們懾於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異議。
他上課引經據典。今天說教學生們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後天要教洋“離騷”（彌爾頓的悼亡友詩）。背誦，同學們倒不怕，最怕翻譯。學生一聽要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譯為英文，個個抓耳搔腮。他上課有時天馬行空，喜歡罵人。一次罵袁世凱，從上課鈴響罵到下課鈴響。
辜鴻銘長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寫錯漢字的事時有發生。有次講《晏子春秋》時，他把“晏”寫成“宴”。經同學指出後，他很尷尬。一邊糾正一邊自語：“中國漢字真討厭，‘晏’與‘宴’不過把‘曰’字的部位換一下而已，字義就不同了。英語中就沒有這樣調皮搗蛋的。”有個好事的學生指出英語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過來就成了“dog（狗）”了，將了他一軍。辜鴻銘一聳肩一攤手一笑了之。馮友蘭說：“他在堂上有時候也亂髮議論，擁護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說，現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他說，比如說法律吧，你要說‘法律’（說的時候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說‘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不行。”他講課輔以聲色，很受學生歡迎。
北大是藏龍臥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歷來受尊重。辜鴻銘卻從不把他們放在眼裡。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國教授到教員休息室，見頭戴瓜皮帽，身著穢跡斑斑的長袍，頭上還拖條小辮子的老頭倦臥在沙發裡，洋教授衝他不懷好意地一笑。辜鴻銘也不介意，用一口純正的英語問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見此人說這樣地道的英語，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學的。辜鴻銘一聽，馬上用拉丁語與他交談，那洋教授語無倫次結結巴巴，出了洋相。辜鴻銘問：“你是教西洋文學，如何對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無言以對，倉皇逃去。
對洋人辜鴻銘歷來如此。當年在張府當幕僚時，一外國顧問起草檔案時問辜鴻銘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書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丟在洋顧問的案頭：“你自己去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