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地提出了幾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在蒲松齡的筆下，當時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殘暴的，轉別是中下層的封建官吏以及與之相勾結而受到庇護的豪紳惡霸，他們象一群惡狼一樣吞噬著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齡的話說，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種吃人的社會關係和官吏制度。蒲松齡幼而聰穎，卻屢試不第，他雖然長期沒有破除幻想，醒悟過來，但是從他親身的經歷和對知識分子精神狀態的廣泛觀察中，看穿了科舉制度是一種坑害知識分子的制度，這種制度不僅不能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反而培養出了各種各樣庸碌無能的廢物。在蒲松齡看來，封建社會提倡的所謂“學而優則仕”根本就實現不了，因為考場已經成了腐敗的交易所，瞎眼衡文，無才得中而有才被黜，這也實際上回答了蒲松齡為什麼沒有透過考試關的原因。在蒲松齡的筆下，還多方面地反映了婦女問題，如父母包辦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於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爭。更可貴的是他創造出了眾多的朦朧的渴望著自由的青年婦女的形象，如嬰寧、青鳳等，她們已經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衝破了封建禮教的牢籠和束縛，向著另一個新世界探索和追求。
除這三方面外，蒲松齡還象畫風俗畫一樣，廣闊地描寫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轉別是中下層的人們的生活和農村的生活，創造了眾多的風彩各異的人物形象。越是下層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越是令人感到親切、生動、真實、樸素，具有泥土的芳香氣，這同蒲松齡對農村生活的深刻觀察和樸素的審美觀有著密切的聯絡。就《聊齋志異》反映社會生活面之廣闊，提出社會問題之重要，創造出的人物形象之眾多，創作高水平的短篇小說之量大，藝術風格之獨特而言，就他畢其一生的精力致力於此而言，在文言小說史上，有哪一位小說家堪與他相比？在文言小說衰頹之風“瀰漫天下”的環境中，《聊齋志異》力挽殘局，既繼承了優秀的傳統，又開拓了新局面，達到了文言小說的最高成就，就這種意義講，說蒲松齡是最傑出的短篇小說家並不過分，不僅文言小說如此，寫白話短篇小說的，又有誰能超過他？即使拿到世界小說史的範圍來考察，在那個時代，也是寥寥無幾的。世界短篇小說大師莫泊桑還未出世，契訶夫比蒲松齡還晚二百餘年。除了帶有傳說色彩的東方鉅著《天方夜談》之外，我想，拿《聊齋志異》同西方喬叟的《坎特伯雷的故事》、西萬提斯的《懲惡揚善集》、薄伽丘的《十日談》等名著作一番比較研究，也未必是使人汗顏的事。這樣說也並不是為了聳人聽聞，因為西方的那些名著，是在新的歷史潮流的推動下，由短篇小說開始，開闢了西方小說史的一個新時代，而在中國，卻是以《聊齋志異》為始，開闢了中國小說史上的新時代。
三
《聊齋志異》提出的上述三個重大的、尖銳的社會問題，蒲松齡以前以後的哲學家、思想家也看到了，特別是他以後的小說家也看到了，而且一步一步看得更深更透。思想家同小說家不期而遇地共同地注意到這些問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歷史潮流。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解剖著這個封建社會晚期的腐爛特徵，探索著向何處去。這不是思想家小說家的異想天開，而是社會的客觀發展在他們頭腦中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至於反映的程度如何，當作具體的分析。但是作為一種帶有共同性的探索性的思想潮流，那就有它的開拓者和繼起者。而在小說領域裡，這個開拓者應該是寫文言小說的蒲松齡，繼起者則是寫白話長篇小說的吳敬梓和曹雪芹。這是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在思想潮流方面的合流，站到了一條戰線上，所以說單純的認為《聊齋志異》是文言小說的集大成者不夠全面，道理也在這裡。
對於一個思想家或文學家，看他對人類的貢獻，不是要求他能達到他以後的人所能達到的水平，而是看他比以前的人提出了什麼新的問題，儘管後來的人對這些問題認識會越來越深刻全面，卻不能以此來責備他的“侷限性”。我覺得對蒲松齡在《聊齋志異》（暫不涉及他另外的作品）所表現出的思想上的複雜性或矛盾，既應該與他之前的小說家比較，也應該和他以後的小說家比較，把他當作一箇中間環節，或者說是個過渡階段，那就可能更符合實際地評價他的歷史地位。
蒲松齡對於當時社會的黑暗現象是有深刻的觀察的，是滿懷著憤怒的激情去揭露的，甚至在《促織》這樣的作品中還敢於對為非作歹的皇帝流露微詞，這就比過去的文言小說家勇敢多了。可是他的認識更多的是對於中下層官吏的表現，所以他幻想有清官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