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民於倒懸。《聊齋志異》中不少本來是悲劇而偏偏又出現了虛幻的光明尾巴的作品就是這樣形成的。在康熙時代，轉別是中後期，貪汙成風，贓官比比皆是，施世綸式的“天下第一清官”究竟有幾個？蒲松齡就看不清，不僅看不清，他自己還一直想作官，這豈不是矛盾？我不相信蒲松齡作了官就一定一塵不染，兩袖清風，因為他對榮華富貴是有幻想的，這和作清官又是矛盾的。比蒲松齡的生活稍微好的人不少，比他生活苦的當更多，但是他們卻未必都去思考這些社會問題，在“盛世”下“樂天知命”安心當順民的大有人在。而蒲松齡卻大揭“盛世”下的爛瘡疤，替被迫害的下層人民提出控拆，這不正表現出他敢於正視現實的一面麼？不要因為他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盛世”的虛弱性，就再加他一個“侷限性”的評語，要具體分析透他為什麼沒有認識到的原因就行了。蒲松齡是從農村下層的觀點來觀察當時的吏治的，帶有農民的直觀性和樸素性。他不瞭解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他也沒有接觸到上層的政治活動。用個形象的比喻，他的憤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