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的觀點得到闡述和熱烈的辯論。例如，就宗教來說，一股名符其實的非正統見解的急流噴湧而出，許多新教派相繼出現，其中包括公理會教派、浸禮會教派和貴格會教派。當時，長老會教徒正在力求將他們的教派建立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對所有公民實行其教規。這些宗教分歧顯然必須得到調解，否則國會的勝利就會受到破壞、國家本身也許會垮掉。正是在這些情況下，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的自由主義教義被制訂和確立。不僅基於權宜之計，也基於原則，人們開始普遍同意，試圖強迫人們接受某種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無效的。誠然，英國聖公會仍然是官方的、受國家支援的教派，其成員在擔任政府職務和其他方面受到優待。但是，總的講，當時已確立這一原則：良心的自由應授予所有既不威脅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儀式的基督教徒。
關於人權和財產權利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問題甚至比宗教問題更明顯地在清教徒中間劃分出右翼和左翼兩派。分裂是隨著新模範軍的普通士兵開始感到他們的利益正受到官員和國會的忽視而逐漸發生的。這些士兵經過四年成功的作戰之後，獲得了新思想和新觀點。他們已在戰鬥中擊敗了較優者，作為勝利者，跨進了英國某些最堂皇的大廈。這導致他們對大人物們的權威表示懷疑，並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權威所說的，“簡單地說，繪普通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嚐嚐權力的可能性並說出自己的見解，是英國內戰的偉大成就之一，只是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確實說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見時，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還要求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和消除經濟上的苦難。這方面表達得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給予一個主要由城市下中層階級和農村佃戶發起的群眾運動的一個輕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領是約翰·李爾本即“生而自由的約翰”，他的艱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隨者所受到的磨鍊和他們的抱負。
17世紀30年代，內戰爆發前，他因散發未經許可的印刷品而被國王的星法院關押；由長期國會釋放後，他應徵入伍，在布倫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國罪而受審，險些地在國王手下被絞死；後來，他被交換遣返；他作戰勇敢；他在戰鬥中受傷；他因不接受與蘇格蘭人聯合後被強加的＇長老會的＇嚴肅盟約，退出國會軍隊；接著，他因未經許可的印刷業而坐牢（內戰期間，他與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機有關）；因為誹謗下議院議長、誹謗曼徹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經常進出倫敦塔監獄；他試圖改革倫敦商業中心區的政府，試圖打破冒險商公司對羊毛貿易的壟斷；他在新模範軍中組織反對國會的活動；然後，他成為平均派運動的代言人；他經常起來反對克倫威爾，他相信克倫威爾背叛了他們曾為之浴血奮戰的自由的事業；他曾兩次在民眾響亮的歡呼聲中被宣判無罪；他也遭到過流放，回來後，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監禁，1655年，離去世僅一、二年時，他成為一名貴格派教徒。
平均派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滿提供了領導，制訂了成文的綱領；在綱領中，系統地提出了模範軍普通士兵們的種種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約》給制訂出來；這份公約於1649年呈遞國會，現被說成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它明白地宣佈了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首先，個人從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權利即國家和教會所不能剝奪的天賦權利；其次，是人民主權的原則，即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軍隊的代言人要求實行許多具體的改革，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個民主立憲國家的基礎。它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憲法、男公民普選制、兩年一屆的國會、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更大範圍的傳播以及死刑、債務監禁、長子繼承權和一切封建佔有權的終止。
國會從未被迫按《人民公約》行事。克倫威爾有足夠的力量監禁李爾本和鎮壓軍隊中的不滿集團。這並不意味著平均派對他們同時代的人沒有影響。下議院為建立共和政體而透過的法規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則：“就人間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權力的起源，”下議院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擁有這國家中最高的權力”。
如果國會如此樂於接受人民主權的原則，那麼，使國會與平均派對立的爭端又是什麼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詞的定義中找到。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認為，應該參加對下議院議員的選舉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國中有著“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財產所有人，而平均派則堅持認為，“任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