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本營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領地時，要留下妻、子，作為人質。德川幕府還限制大名修築城堡，對每個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數目，也加以限制。
使嚴格、世襲的等級結構永存，是德川幕府為防止任何可能破壞其統治的變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這一等級結構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貴族。它包括宮廷貴族和封建貴族。前者擁有優越的社會地位，但無權力或財產，故靠幕府將軍供養；後者則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將軍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絕大多數日本人是農民，為第二等級；它包括無地的佃農以及擁有1 1/4至85英畝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這些農民生產了稻米，歸根到底，供養了貴族。實際上，地主也是用稻米來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確認的最後兩個等級，依次為手工業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時，長期的和平與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財富大大增加。貨幣日益成為支付媒介，稻米中間人和貨幣兌換商成為最重要的商人。他們處理封建貴族的剩餘產品，提供高利信用貸款，這種貸款通常以借貸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許多大名，有時連幕府將軍本人，都成為這些商業資本家的債戶。一個原因是，要在江戶維持落實人質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筆開支。由於稻米價格跟不上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農村階級亦受到損害。因此，國家財富愈來愈流入商人的銀櫃。商人在江戶和大阪這樣的大城市裡，過著奢靡的生活，併產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畫和描繪奢華生活的小說。
德川幕府透過提倡儒家朱熹學派。為其政權奠立思想基礎，因為儒家強調孝順長者、忠於上級的美德，認為任何社會集團裡都該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權是絕對的、無可爭辯的；這一點甚至比在中國得到更為明確的表達。對德川幕府來說，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還強調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統地位的倫理基礎和一切守舊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頒發的《武家諸法度》中，為武士規定了著重於個人盡忠、尚節制、守儉樸和接受等級區別的行為準則。這種意識形態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於服從於幕府將軍或大名的利益而與社會緊密地合為一體。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協調遠遠超過中國，因而，為民族團結和民族活動提供了根本基礎，便利了日本19世紀的明治維新。
八、與西方的早期關係
德川幕府維持現狀的政策，一度因西歐人的闖入而受到威脅。最早來的是一夥葡萄牙水手，他們因船隻失事而漂抵日本島，時間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創立前約半個世紀時。當地大名對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極深，學習了槍械和火藥的製造；這也是日本人的特點。
繼最初的接觸之後，葡萄牙商人經常來說他們發現，經營中、日兩國間的中介貿易可牟取厚利。由於倭寇的騷擾搶劫，明朝皇帝禁止與日本的一切貿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國的黃金和絲綢交換日本的白銀和銅，使生意大為興隆。這一運輸業的範圍和獲利的性質可由澳門和長崎這兩個終點港的迅速發展得到說明。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首次來訪時，它們還是默默無聞的小漁村，到這一世紀末，卻已加入亞洲最繁榮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將傳教事業和貿易活動結合起來。方濟各·沙勿略和耶穌會其他神父於1549年抵達日本，經許可到民眾中間傳道說教。他們取得了罕見的成功，原因顯然在於，他們的福音傳教士的改宗方法滿足了當地內戰時期遭蹂躪的農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織田信長允許這一新的宗教信仰興旺，歡迎它與獨立的佛教團體相抗衡，因為後者正在給他增添麻煩。到1582年豐臣秀吉繼承織田時，皈依天主教者已達15萬，大半在日本西部。
豐臣對這新貿易和新宗教頗為擔憂。例如，葡萄牙人當時正在要求管理長崎市的權力，並威脅道，如果他們遭到拒絕，便予罷市。同樣，外國傳教土的富有戰鬥性的活動在這位新上任的幕府將軍看來，似在顛覆傳統的日本社會。1587年豐臣下令所有傳教士都須離境，但這個命令沒有嚴格執行，因為擔心這樣會影響有利可圖的貿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時，荷蘭商人，還有少數英國商人，與葡萄牙人並肩活躍於日本。這些歐洲人之間的劇烈競爭使日本人獲得了新的行動自由。他們此時能對傳教士來取行動而無須擔心失卻貿易。而且，歐洲人為了討好日本人、爭取貿易特許權，互相極力搗鬼。例如，荷蘭人曾向幕府將軍告發，說葡萄牙人密謀武裝對他不滿的大名，以推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