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亨利七世派遣約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發現了一種最終證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銀礦更有價值的資源：他發現了魚。紐芬蘭島周圍的海洋裡盛產魚——魚，大概是15、16世紀歐洲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們冬季裡的主要依靠及全年齋戒日中規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開發紐芬蘭淺灘的卻是葡萄牙人，大批鱈魚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法國人和英國人不久追隨葡萄牙人之後，到16世紀頭10年，布列塔尼、諾曼底、康沃爾、德文和薩默塞特的漁民們經常前往紐芬蘭淺灘。隨著漁船的增加，貿易的性質起了變化，由直接出售“鮮”魚改為每隔較長時間後在市場上銷售數量大得多的“幹”魚。夏季幾個月裡，漁民們為了曬乾、修補漁網，為了煙燻、醃製捕獲物，在陸上搭起臨時掩蔽所。捕魚作業達到很大的規模，因而至少在兩個方面給歐洲以重大影響。當時，歐洲每年部分時間裡有許多人過著近於忍飢挨餓的生活；鱈魚的經常、巨量的供應，對這樣一個大陸來說，相當於一大筆意外收入。此外，紐芬蘭漁場培育了接連好幾代訓練有素、能勝任遠洋航行的海員。後來探察北極區、尋找一條東北或西北航道的船隻，開始拓居北美洲的遠征隊，與西、葡兩國的艦隊作戰的英國和荷蘭的艦隊——所有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紐芬蘭淺灘漁場這所嚴格的學校培養出來的海員。
西北歐沿海各國並不滿足於捕獲鱈魚。他們仍渴望香料，但是，他們還不準備向葡萄牙對繞好望角航道的控制進行挑戰。因此，他們為了尋找一條可通達東方的東北或西北航道，開始了長長一系列無效的探險。他們推想道，既然事實已出人意料地證明熱帶是可透過的，北極也應如此。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組成的遠征隊懷著取道東北航道駛抵中國的明確目的離開英國。領隊休·威洛比爵士帶了愛德華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語、希臘語和其他幾種語言寫成的公開信，信中宣告道：“發現和貿易為遠征隊的唯一目的”。這封信是寫給“居住在靠近強大的中國帝國的世界東北地區的國王、君主及其他統治者”。
這三艘船在颳大風期間分散了，其中兩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領下抵達巴倫支海。船被凍牢在那裡過冬，全體船員無一倖存，可能死於壞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國漁民發現了船、屍體和威洛比的日記簿。日記簿上的最後一段記錄作為歐洲擴張所帶來的犧牲和悲劇的紀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這一避難所“巴倫支海”，過上一星期，就如度過一年，而且，天氣非常惡劣，嚴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氣彷彿冬季似的（當時正值9月），我們認為最好是在那裡過冬。為此，我們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煙處，他們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麼也沒發現；之後，我們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們也一無所獲地回來了。接著，我們再派三人往東南方向走三天，他們回來了，同樣沒有找到別的人們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間，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錢塞勒的率領下駛抵白海的德維納河河口。威洛比枉費辛苦地尋找的“聚居地”在這裡發現了。經過與當地人長久的討價還價，錢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員於冬季坐上馬拉的雪橇，開始了從白海到莫斯科的驚人旅行。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旅行。錢塞勒知道了俄國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勢力和財富。後者也很高興首次和一個西歐國家建立直接聯絡。1555年，英國商人為利用這新的貿易機會，創辦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尋東北航道的試圖總是面對一道冰牆而告終。因此，人們的興趣轉移到發現一條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對西北航道的尋找是從英國人馬丁·弗羅比歇在1576至1578年間的三次航海開始的。弗羅比歐努力組織這幾次航海，因為他認為發現西北航線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個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這件事，就會聞名於世，交上好運”。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時，用船滿載了他以為是含金礦石的黑石頭。當這些石頭被發現毫無價值而拋棄在達特福德港時，他對名聲和財富的希望亦隨之煙消雲散。
繼弗羅比歇之後還有長長一連串探險家，其中包括約翰·戴維斯（1585至1587年間探險）、亨利·哈得孫（1607至1611年間探險）、羅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間探險）。他們都是英國人，因為在早期探險專案中，尋覓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國人自己的事業。他們誰都沒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過了三個世紀後，才有挪威探險家羅爾德·阿蒙森越過包覆於北美洲大陸北端的、充滿冰塊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