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地覺得特別好，沒有壓力。但是我在成年以後回憶起來，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東西方教育的差異。
在美國，每個人的分數只有一個大概的 ABCD的評判。一般來說l00 分會得到A＋，95 分到99 分為A，依此類推。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績單的時候，只知道自己的分數，不知道別人的分數。或許有時
候會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麼位置，但並不知道你周圍的同學，處於什麼位置。
在中國，排名次這種給人貼標籤、分類別，給成功評等級、定指標的做法幾乎根深蒂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們就習慣於將孩子簡單地劃分為“好學生”和“差學生”兩種型別，就好像他們分別是從兩個不同的模子裡倒出來的一樣。美國教育界的思維方式恰恰與此相反，他們在建立學生自信、自尊的過程中，對考試、排名不那麼看重，而是看重個人的特點。
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勵，是在一次數學課上，那是我剛到聖瑪麗學校的時候。那時候，我的英文還不是特別好，很多東西還聽不太懂。有一天，數學老師出了道“1／7=？”的題目，然後用期待的眼神看著大家，希望有人舉手回答。別的不會，但是這類問題可是我的強項，類似的題目，我在臺灣的小學早已背得滾瓜爛熟。我馬上舉手，大聲回答：
“0．142 857！”這個時候，無論是老師還是同學都睜大了眼睛，覺得這個孩子簡直是“天才”！
對於我來說，雖然心裡知道那道題是我背出來的，但是當週圍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天才的時候，我也不知不覺地認為自己真的很聰明。這種“天才論”讓我覺得，我的數學不但在臺灣能學得好，在美國也學得好。在老師同學們的鼓勵中，我越來越愛數學，成績也越來越好。到了今天，我當然知道
自己不是天才，但是我明白，正是在這種鼓勵聲中，一個孩子的興趣，才能得到最大的激發。
寫到這裡，還是想談一下美國的教育制度。曾經有個記者寫自己的兒子進美國學校的感受，“10歲的孩子被送進了美國學校，上英文課，老師佈置的作業是寫論文，題目居然大得沖天—— 《我怎麼看人類文化》；上歷史課，老師讓孩子扮演總統顧問，給國家決策當高參；在中學的物理課上，作業竟然是一個市政研究專案——城市照明系統的佈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從讓孩子們愛護小動物開始。”
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沒有統一的考試，沒有對學生三六九等的分類排位。這就是呈現在一箇中國記者眼前的美國教育。
的確，在橡樹嶺讀中學的最大感受就是，學校的功課十分輕鬆，每天的家庭作業很少，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專案。比如當時，歷史課教到美國印第安人的時候，不是用課本告訴你發生了什麼，而是讓一個團隊寫一個話劇，或者是基於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辯論。
美國孩子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這些稀奇古怪的題目中得到鍛鍊的。這樣的教育的差別就是：
（1）從不同的觀點看問題，沒有正確答案；（2）經過參與和實踐真正理解；（3）團隊合作，避免零和思維。
在聖瑪麗唸完七、八年級，我又在傑斐遜中學度過了一年，之後，我進入了橡樹嶺高中。初中這三年裡，我經歷了攻克英文、適應美國文化的過程。橡樹嶺高中
1977年，我完成初中學業，進人了橡樹嶺高中。高中的校園，風景非常美麗，也非常大。在這裡，我的數學成績繼續受到老師的關注，並獲得了突破性的進步。我遇到了我一生的恩師貝尼塔·艾伯特（Benita Albert），她是我高中時期的數學老師，為人非常和善。她看到我的數學成績不錯，就開始單獨輔導我，我上高一，她就教我高二的數學課，還把數學競賽的題目拿給我做，如果我不懂，她就非常耐心地指導我。艾伯特老師還在附近的田納西大學當兼職教授，也是教數學。有一天，她問我，“要不要到大學裡旁聽我的課？那裡數學課的程度可能適合你，會對你非常有幫助。”那所大學離橡樹嶺高中有一段距離，我又沒有車。艾伯特老師看出了我的難處，她主動說，“如果你沒有車的話，我上課之前可以到你家去接你，這樣你就不用發愁了！”我簡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這麼好的老師！這麼做，對艾伯特老師來說，不會增加任何收入，但我知道她和其他很多美國老師一樣，並沒有僅僅把教師當做一個餬口的職業，而是當做一項事業。她
（他）們唯一想做的就是培養出優秀的學生。艾伯特老師風雨無阻地接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