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激動。直到今天，很多地方都在用這項技術，Google Earth（谷歌地球）、GoogleStreet View（谷歌街景）等產品不斷在這個產品的基礎上推出，達到了真正的普及。
當時，蘋果公司能說中文又懂技術的高階主管只有我一個，因此，我也成為了公司的中國“大使”。那時，蘋果正在嘗試創立中國研發中心，希望將產品推廣到中國市場。1995年，我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一次是總部讓我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的蘋果中國市場大會上作主題演講。我的中國同事告訴我，觀眾的英文水平都不高，不但不能用英文講，最好一個英文詞都不要說。
在美國這麼多年了，中文難免有些生疏，但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第一次全中文演講做成功，我準備了幾個晚上，請我們的中國同事幫我逐字逐句把演講用的P 胛翻譯成中文。我上臺演講時還是有些緊張，很多簡單的詞都忘記了，例如：“蘋果對中國的mitment——（承諾）”這個詞都想不起來了。未選之路
1995年初，蘋果公司的ATG 研發集團的副總裁也離職了。因此，蘋果將提升唐納德·諾曼（DonaldNorman），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升任ATG 的副總裁。而當時，我的大老闆仍然是當初把我挖到蘋果的戴夫·耐格爾。在唐納德·諾曼的任命還沒有宣佈時，大老闆有一次叫我去辦公室聊天，徵詢我對ATG 發展的意見。我看到老闆來找我，就開誠佈公地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ATG 隊伍龐大，而且並沒有嚴格的考核指標。因此，我認為，如果把ATG 部門轉換成產品部門，則可以讓這個部門的激情被激發出來。現在，公司正在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這種變化不失一個讓蘋果的精英們集中起來進行腦力激盪的好方法。讓ATG 的好技術幫公司渡過難關，同時可以大大減輕
蘋果公司的財務壓力。”
戴夫·耐格爾對我的看法不置可否，他沉默了許久。
這一次，我的想法沒有得到認可。這是因為，新任的ATG 副總裁唐納德·諾曼對這個方案不認可。他說，當ATG 成立之初，很多業內大師保證給他們做研發的空間，另外，在蘋果公司，研究部門和產品部門完全分開，這是一個慣例和傳統，不能打破。在蘋果公司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小的情況下，唐納德·諾曼覺得，即使蘋果要在這個時候縮減人員，也只能把ATG 縮小，變得更像一個研究院。
戴夫·耐格爾雖然是把我挖到蘋果公司的，而且對我很賞識，但是他和諾曼的思維方式更相像，而且兩人都是加州大學理學系畢業的，從大學開始就相互認識。最後，一個奇怪的方案產生了，蘋果最終選擇了諾曼的方案，但是同時又想照顧我的想法，於是，我的大老闆作出了一個新的決定。讓諾曼出任ATG 副總裁，讓ATG 繼續做研發的工作，但是要分一些人給我做產品。這意味著，作為多媒體互動部門的總監，我可以把我的團隊整體帶到另一個副總裁手下，去做產品。
而諾曼聽到這個方案以後，並不願意我把 ATG裡的人員調走。他跑過來告訴我，“開復，你不能把任何一個團隊帶走。你應該讓員工自己有選擇的空間，選擇你的跟你去做產品，選擇和我做研發的就讓我帶走。”我聽了這個決定，心中些許震驚。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研發部門工作，顯然沒有市場和考核的壓力。“誰會願意放棄舒坦的日子，而和我去做市場，去經歷市場份額的嚴酷考驗啊？”我心裡這樣想。
當我正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我聽說諾曼先行一步，已經在ATG 開起了員工大會。他一方面要求相關人員必須親自表達意願，才可以加入我的團隊，另一方面又告誡大家，開復要研發的新產品有不小的風險，希望大家慎重選擇。這樣一來，我更被動了。我怎樣才能說服大家跟我走呢？如果沒有一個人願意跟我走，我的處境將相當尷尬。
我沒有放棄。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我把我的團隊拉到了一個酒店，在吃飯前，我開啟自己熬了一個通宵寫的PPT，講起了新產品的規劃和設計。我描述了網際網路與多媒體相結合的新技術和新應用，以及它將形成的巨大發展空間，還與他們分享了新產品部門的願景。然後，我鼓勵他們分成小組，討論這個願景的可行性，以及在這樣的願景下自己的潛力將怎樣得到更充分的發揮。我還請來了專家，讓他們指導員工扮演動物，
“如果你是一隻動物，你會怎麼拯救蘋果公司？”而員工則作了各種各樣精彩的表演。這個遊戲讓大家格外感動，也格外地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