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對康有為之說的輕信。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許多研究康有為的學者早已發現，在進行政治宣傳和歷史回憶的時候，康有為是很不尊重事實且又擅長吹牛造假的。但學者們出於種種善良的考慮，沒有對康有為的作偽加以辨析和批判，除了少量專業論文外，在主要的通史著作和中學教科書中，反而為他隱諱，結果又造成對中國近代史基本敘述的偏差，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者和讀者的不幸。如果不帶偏見的話，應當承認：作為改革思想先驅，康有為提出的整體變法主張，在最初實施時，其實是獲得皇帝和太后共同支援的。皇帝頒佈改官制、廢科舉、辦學堂、興工商、設郵政、裁軍練兵等措施，事先全都徵得太后同意。從宮闈的角度論，慈禧不算是個有懿德的賢后，但在治國上，她還是個通達的女人，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就是在她的領導下進行的。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面臨瓜分危機，必須變法以求生存的客觀形勢，她也瞭解。她不搞“引蛇出洞”，明明不同意的事也先同意，讓維新派表演一番再來收拾。當然，對於變法，她的認同是有界限的。康有為引入的立憲法、開國會等激進的西方政治主張，她就不能接受，但皇帝同樣也未必會接受。所以光緒和太后在對待變法的態度上，並無本質區別。過於貶斥她反對變法，並不符合實情。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稱：
皇上自四月以來所有舉辦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稟白，而後宣示，雖假事權，並未敢自專也。每有稟白之件，太后不語，未嘗假以辭色；若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可是太后和光緒帝之間，卻有權力之爭，也就是對治國的大政方針竟誰最後說了算的問題。三十多年間兩度垂簾聽政，使太后成為實際上的女主。光緒親政後，她名義上退居二線，但她強烈的權力慾和控制權力的能力，使得本非皇位繼承人，又從小在她監護下成長起來的光緒依然有名無實。當光緒感到痛苦，想透過變法向太后索回權力以“獨振乾綱”的時候，這種鬥爭就變得激烈和殘酷。光緒發現，他身邊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人們以為，皇帝的班底就是“帝黨”，領銜者為翁同，其實不然。翁是書生，不是權臣。說他想藉帝師的聲勢主持朝政升大學士則有之，說他為皇帝為自己在政治上勃興而與太后爭權則未必。——當時所有高階官員，即便彼此在政見上有重大分歧，卻都懂得把太后伺候好，儘量不捲入太后與皇帝之間的紛爭，久居官場的翁同，又豈會引導皇帝去與太后搏擊？時人說他“周旋帝后，同見寵信，亦 頗不易”，可見晚清政壇上未必有真正可靠的“帝黨”，光緒只不過是個可憐的孤家寡人。
1898年春夏之際，光緒帝親政有十年了。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和《馬關條約》割臺賠款的屈辱，經歷了德國強租膠州灣和俄國強租旅順口事件，中國的國運越來越壞。光緒帝強烈地想要有所作為。他開始起用新人。康有為以其熾熱的變法言辭吸引了光緒的注意。康是想透過依附皇帝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他的介入，使帝后關係中大大地增加了複雜的因素。 9月初，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拒絕轉遞該部主事王照建議皇帝奉太后出訪外國、並以日本為訪問第一站的奏摺。公開的理由是日本多刺客，從前俄國皇太子和李鴻章在日本都曾遇刺，沒有說出來的想法顯然是對本部下屬這種聳人聽聞、標新立異的主張不以為然。光緒認為二人阻撓言路，將他們連同另外四個侍郎一同革職。而以王照“不畏強禦，勇猛可嘉”，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連升四級，以示激勵，史稱“禮部六堂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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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世空有後死身（3）
這事極大地象徵了光緒帝廣開言路、起用新人的變法決心，也是他借題發揮，為自己樹威的一個舉措。但處理過嚴，於法無當，激起老大臣的強烈不滿。他們紛紛跑到頤和園向太后哭訴。太后感到了皇帝隱隱發來的攻擊力量，她對光緒變法的支援，在幹部問題上首先出現了轉捩。此時主政的大臣，總體上都具有洋務傾向。畢竟已是19世紀末葉了，積幾十年與洋人打交道的經驗，他們對於世界大事也有所瞭解，只是觀念還比較保守，要他們拿出新思路也比較困難。但衝突的真正焦點在於，皇帝驅使不慣這批老於世故的官僚，註定要搞自己的班底，而大臣們看不慣康有為和一批資歷尚淺的後進，覺得小臣的得勢預示著自己的沒落。變法圖強的宏願最終變為糾纏不清的人事紛爭，從太后與皇帝的權力再分配傳遞為老臣和小臣的權力再分配。
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