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塊木板做蓋，這在北京是很少見到的。牆角里堆著幾棵大白菜。一位老婦人斜坐在破藤椅上，緩緩地用調羹攪和著搪瓷茶缸裡的麥片糊。我說明來意：想看看康有為的故居。老婦人對於這樣的訪問毫不意外。她介紹說，三間西屋，北面那間已另住一家，在外面自開門戶進出。南套間是她家的臥室，中間有小門相通。臥室凌亂不堪，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床上僵臥著癱瘓的男主人。男主人八十多歲了，名叫關勝勳。他的祖父關文彬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的進士，排名二甲89名，位列後來編撰《光緒朝東華錄》的朱壽朋先生之前。關太太記得剛來關家時，整個南海會館共有十三個院落，住著八戶人家。她說：“他家的老太太就像《紅樓夢》裡的賈母一樣有福氣！” 關太太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輕輕地絮叨著：康有為搬走後，區棠亮的父親住在這裡，然後便是關家。直至50年代，七樹堂依然雕樑畫棟，林木茂盛。迴廊的牆上，鑲著鐫有蘇東坡“觀海棠帖”的刻石。如今南海會館擠擠挨挨地住滿八十幾戶人家，樹木假山統統不存，每一寸空地上都搭起平房，盡西頭康廣仁（康有為弟，“戊戌六君子”之一）故居前的通道，搭建得只容一人進出了。關太太如今年過花甲，患有半身不遂。女兒和老人不住在一起，只能兩三天來一次，幫著買點東西，洗洗涮涮。平常全靠她挺著歪歪斜斜的身子，湊合著料理家務，照顧臥床不起的老伴。我沒有細問他們從前的經歷和人生故事，但覺得他們真像退潮後被遺留在海灘上的魚，只能相濡以沫，一起艱難地走向生命的終點。告別了汗漫舫，我又來到米市衚衕西首的第二條衚衕——北半截衚衕。這裡的41號，以前是瀏陽會館。譚嗣同的故居“莽蒼蒼齋”就在會館的第一個院子裡，五間坐西朝東的廂房，距離康有為的寓所非常之近。 瀏陽會館也淪為汙穢的雜院。莽蒼蒼齋的現主人上班去了，門上彆著把掛鎖，我只好在院子裡轉悠。住在會館山門搭出的小屋裡的劉保利對我說：“來這兒考察的人多著呢，人人都嘆息，但誰也解決不了問題。對咱老百姓來說，最關心的就是什麼時候能夠搬走。咱家在這裡已住了五代，我曾祖父當年是會館看門的，曾為譚嗣同收屍。咱總不能在這破門房裡住第六代吧。”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生前十分欽佩譚嗣同，他把自己的室名取作 “小莽蒼蒼齋”。我不知道他是否來過瀏陽會館？此後我再也沒有重訪過宣南。但我的腦海裡卻常常會想起在密如牛毛的衚衕裡穿梭奔波的康有為。康有為初登政治舞臺時的許多重要活動都是在宣南進行的，這些活動更是與戊戌變法直接關聯，所以人們總把康的名字同戊戌變法放在一起。我到宣南憑弔康有為、譚嗣同的故居，其實也是來緬懷這段逝去的歷史，緬懷為了中國的富強和進步而浴血奮鬥的志士。但是後來，當我閱讀了有關戊戌政變的基本史料後，我對康有為在當時的作為產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同時更覺得應當對康、對當時的許多歷史事實進行重新考訂。
閱世空有後死身（2）
康有為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人物。史學圈子以外的人大多隻知道他是個改革家，而圈子裡的朋友，除了承認他的改革家地位外，卻每每對他頗有微詞。前些時候讀過一篇論文，題目叫做《康有為由狂入怪論》。這類立論的角度，除了對康，在其他歷史人物研究中，真是不多見的。當年，御史文悌曾上奏嚴參康有為，說他常常晚上來訪，車中攜有衾枕，行蹤詭密。經向康的隨僕打聽，是跑到住在東城錫拉衚衕的戶部侍郎張蔭桓家去投宿。康為自己辯誣，說他在內城活動時，晚間借寓金頂廟。廟中沒有鋪蓋，所以只能自備行李，而決非住在張家。這個解釋也有點兒勉強。因為金頂廟屬於出租房舍的“廟寓”，在那兒投宿的人很多，難道都是帶著被褥去的？就算廟裡沒有被子，康也可購置後放在那兒。一個正六品的“處級幹部”，老是帶著鋪蓋捲兒四處周遊，確實招人生疑，至少也表明他是個行事怪僻的人。
行事怪僻是個人習慣，但康有為的怪僻更表現為他的極端固執，這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是個致命的缺陷。這個缺陷導致他政治上的偏激、狹隘和不成熟，也註定他不能從善如流，把握時機，領導維新變法繞過重重險灘暗礁走向勝利。1898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承上啟下的重要年代，在中國迫切需要一個領導改革走向勝利的領袖人物的時候，卻無人足以擔此重任，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的不幸。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把康有為看作變法的策動者，把光緒帝看作變法的支持者，把慈禧太后看作變法的反對者。這種簡單化的結論其實來源於康有為自己對歷史的解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