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放軍進城。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由於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在這裡，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只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呆在哪裡，都無虧大節。愛國無分先後，革命不計遲早。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跟著來的是長達四十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記得五十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著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先生也套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並沒有什麼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
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並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聯在一起。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解放這一個時勢，不久就把馮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樣一來，我們倆都成了“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都成了奔走於國內外的開會的“英雄”。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別人打交道。我看，馮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他根本不是一個交際家。如果他真正樂此不疲的話，他就不會套用李後主的詞來說“怪話”。這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
開會之所以多，就是因為解放後集會結社，名目繁多。什麼這學會，那協會；這理事會，那委員會；這人民代表大會，那政治協商會議，種種稱號，不一而足。馮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會活動家”，那就必須“活動”。又因為我們兩個的行當有點接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又有點相似，因此就經常“活動”到一起來了。我有時候胡思亂想：馮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會活動家”的話，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減少百分之八九十，我們的友誼就會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僅僅為了這一點，我也要感謝“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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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馮至先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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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倆共同參加的會，無法一一列舉，僅舉其犖犖大者，就有《世界文學》編委會、中國作家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會、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等等，等等。我們的友誼就貫穿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我的回憶也貫串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會中。
我不能忘記那奇妙的莫干山。有一年，《大百科·外國文學卷》編委會在這裡召開。馮先生是這一卷的主編，我是副主編，我們倆都參加了。莫干山以竹名，聲震神州。我這個向來不作詩的“非詩人”，忽然得到了靈感，居然寫了四句所謂“詩”：“莫幹竹世界，遍山綠琅�Ｑ齬厶碭齦觶�┦遊┩磐擰！笨杉�褡癰�業撓∠籩�睢Ｔ誚粽諾厴蟾逯�啵�彝�胂壬�惺焙蛞駁繳繳先プ咦摺０滋焯ぷ排�艿鬧裼埃�亂棺叩椒路鵡苊�雎躺�撓捏蚶錚揮惺焙蛟諳贛曛校�惺焙蛟諳ρ糲隆Ｎ頤撬嬉饊缸嘔埃�械撓肷蟾逵洩兀�械氖巧鹹煜碌兀�匏�惶浮？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我不能忘記那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洵國賓館。西安是中國古代幾個朝代的都會，到了唐代，西安簡直成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大量的外國人住在那裡。唐代詩歌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的產品。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會到處都是唐詩的遺蹟。誰到了灞橋，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麼“原”，不會立刻就聯想到唐代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呢？西安簡直是一座詩歌的城市，一座歷史傳說的城市，一座立即讓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城市。丈八洵這地方，杜甫詩中曾提到過。馮至先生本人是詩人，又是研究杜甫詩歌的專家。他到了西安，特別是到了丈八洵，大概體會和感受應該比別人更多吧。我們這一次是來參加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的年會的，工作也是頗為緊張的。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樣，在緊張之餘，我們也間或在這秀麗幽靜的賓館裡散一散步。這裡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們的足跡。
這一段回憶是美妙絕倫的，終生難忘。
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