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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小事，是我親身經歷的。大約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軍已經對北平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蔣介石集團的末日快要來臨了。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商談什麼問題。忽然走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昨天夜裡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訊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逃跑。但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決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的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我這種推理是不是實事求是呢？我認為是的。
總之，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溼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他晚年決心回國定居，說明他還是熱愛我們祖國大地的。因此，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都不符合實際情況。
解放後，我們有過一段極“左”的歷史，對胡適的批判不見得都正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撥亂反正，知人論世，真正的辯證法多了，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似是而非的偽辯證法少了。我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轉變。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我為胡適說了上面這一些話，供同志們探討時參考。
198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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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馮至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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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真像是晴空一聲霹靂：馮至先生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
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於辭色。可是我還有別的事，下了狠心辭別。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裡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裡漫遊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我哪裡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後一次談話。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可是我離開了他。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將抱恨終天了！
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彷彿已經成了歷史。他長我六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內沒有見過面。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裡，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但是，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嚮往，無比喜愛。魯迅先生讚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們才見了面。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著，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這裡房屋建築，古色古香。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迴廊重門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在這裡開過許多次會。我在這裡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烺、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馮先生，在沙灘孑民堂裡慶祝校慶，城外炮聲隆隆，大家不無幽默地說，這是助慶的鞭炮。可見大家並沒有身處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託。校長鬍適乘飛機倉皇逃走，只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其餘的都留下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