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軍裝的人去接他們的。房佐庭在電話當中傳回來一句暗語，說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這樣我就在常委學習室跟他們幾個人議論：房佐庭沒有胃病，他說“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這個時候說：幾個老帥，象葉帥、徐帥他們還是有號召力的。
說到這裡他不再說下去了，但是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說幾個老帥可能已經發動軍隊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下手了。我心裡是同意廖祖康這種分析的。（引者注：廖祖康的這一估計，顯然因為他是長期在王洪文身邊工作，從王洪文那裡得知中國政界最高層的內部鬥爭形勢，所以他的話不多，但很準確。徐景賢當即說：“極可能發生軍事政變！”王秀珍接著說：“老帥動手了，右派上臺了。”）我想起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過去說過的關於軍隊的一些話：張春橋說軍隊靠不住，姚文元說軍隊都是支援保守派的，王洪文說軍隊裡沒有我們的人……我想現在軍隊也許已經把槍口對準了張春橋他們了。
我們幾個人覺得形勢非常嚴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著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
我就說下午我要找廣播電臺和報社的新聞負責人吹吹風。
這樣，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們分成兩個地方進行打招呼和吹風。
（引者注：就在這個時候，在江蘇、浙江和吳淞口的海面上，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部隊的指戰員已接到命令，處於戒備狀態。）八日的那天下午，我還給浙江省委的副書記羅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陳佳忠分別打了電話摸情況，王秀珍給遼寧省委副書記魏秉奎打了電話，還要魏秉奎給當時正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裡打電話摸情況。後來都沒有摸到進一步的情況。
八日下午的五點鐘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會議。
我說，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們大家都要有精神準備。
（引者注：據其他有關人員交代，會上有人說，“中央如果出了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上臺，我們要決一死戰！”）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誼電影院一個公開審查文藝節目的場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後我又在八點多鐘，馬上趕到了康平路常委學習室，看見滿滿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訴我說：她和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約好了，下午要級文金乘飛機趕到北京去摸情況（引者注：當時繆文金冒充國務院某人的家屬進京），如果摸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話，就打電話傳一句暗號來，說“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說，剛才繆文金已經打來了電話，傳來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號。我聽了心裡一驚，我想，果真出事了，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預言應驗了，他所說的大考驗的時刻真的來到了。
這個時候，我自己給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打電話，幾個電話的來回以後，證實了文化部的于會泳、錢浩亮、劉慶棠他們幾個人和江青之間的電話聯絡也中斷了。我把這個情況給大家說了以後，大家議論紛紛。
正在這個時侯，公安部的祝家耀打來了電話。祝家耀是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公安部去準備當公安部副部長的。祝家耀在電話當中傳來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門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樣就進一步從公安部那裡證實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統統都被抓起來了……過了一會，劉慶支又打電話來了，是我的秘書張家龍接的電話。劉慶棠在電話裡面說：“我們文比部的幾個人也病了。”
這個時候，王洪文的秘書肖水突然驚叫起來，說：“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肖木這麼一說，大家就一片混亂，生怕有人來抓。我就宣佈我們不能再往外打電話了。
十月八日：上海瘋狂之夜
以下仍為徐景賢交代：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學習室，召開了一個具體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
參與策劃的有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幾個常委，王秀珍這個書記，還有朱永嘉，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
我在會上徵求大家的意見，我說下一步看怎麼辦？
朱永嘉首先發言，他先是指名攻擊了華國鋒同志，然後說我們應當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象巴黎公社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