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者注；據朱永嘉交代——“當時我跳出來說：我們得準備鬥，搞成‘巴黎公社’，維持幾天是可以的，我們可以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或者先發一點語錄，和赫魯曉夫怎樣上臺的材料。”另外，他還說：“春橋、文元培養了我們十年，我們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張、姚。他們倒了，我們也完了。”）我聽了朱永嘉的發言，知道他的話是有依據的，他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們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在上海策劃武裝叛亂有兩個依據：第一個依據是張春橋的指令和我們打仗的資本。張春橋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當中就說，有人要搞上海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打仗要有實力，我們的實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個依據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姚文元進行總結說，天安門事件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必須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與鎮壓反革命的暴力。這種鬥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們今後也要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經驗。
當時我認為姚文元講的很精闢，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理論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就遵循了姚文元這個顛倒黑白的暴力論。
就在八日晚上這個策劃武裝叛亂的會上，王秀珍說，我白天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談過了，帶槍的武裝民兵有兩千五百人在各工廠集中，可以隨時拉出來，有三萬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說，我已經給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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