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有二：第一，徐景賢是重要的當事人，寫的是他親身的經歷；第二，徐景賢畢竟是“秀才”他的交代思路清楚，表達也具體、形象。
以下引述徐景賢的從未公開發表過的長篇交代。在某些地方，本書作者加以必要的補充，用括號注出：我在上海擔任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藉著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彙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後，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向張春橋彙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在我彙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
回到上海以後的第二天，我把向張春橋彙報的情況以及張春橋的指示向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傳達。後來又告訴了朱永嘉等人。
過了幾天，就是九月二十八號的中午，張春橋派肖水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張春橋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當中央通知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的司令員周純麟同志到北京開會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我們按照張春橋的指示分析了形勢。馬天水走了以後，我和王秀珍就開始到處打聽有些什麼動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打了電話。接著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引者注：當時，于會泳告訴徐景賢，“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是華國鋒決定的。”劉湘屏則告訴徐景賢，“沒聽說中央開什麼會，王、張、姚的情況不知道。”）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後住在京西賓館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通了電話。房住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引者注：當時馬天水沒有直接與王秀珍通話。房佐庭推說：“馬老在洗澡。”雖然馬天水已經參加了“打招呼”會議，遵照中央規定，房佐庭說“中央還沒有開會”。）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們沒有打聽到什麼重要的情況，就在不安當中度過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靜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結果李文靜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沒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李文靜對王秀珍說了以後，王秀珍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裡打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就是打不通。
我們商量以後，決定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肖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透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裡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引者注：當時廖祖康判斷說，“情況反常”！）這個時候，我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魯瑛的神態十分反常，沒有講了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引者注：當時肖木說：“壞了，魯瑛肯定給監視起來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收到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又向我們彙報說，原來總政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現在通知停止召開。（引者注：這時，徐景賢又從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負責人那裡獲知，“中央臺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針辦》等兩首歌。”）這種種跡象就使得我們很憂慮。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以及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學習室分析形勢。我說，毛主席逝世以後，一號戰備剛剛通知撤銷，怎麼現在中央軍委又通知加強戰備了呢？而且這個通知裡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有什麼人出了事情……這個時候，市委常委張敬標透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接通了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也趕去聽電話了。房佐庭告訴他們說，會議不準往外打電話，又說這次他們到北京的時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