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揚回說，“因為奶奶參加了農民協會，她是共產黨員啊。”
我嚇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產黨？”
“對，”應揚很稀鬆平常的樣子，“她跟我說過，她去聽毛澤東演講，還帶著七、八歲的爸爸。”
“啊？”我聽呆了。
“毛澤東到衡山來對農民演講，鼓動革命。祖母扛著鋤頭去聽演講，而且加入農民協會，跟群眾闖進地主家裡，打地主，她都做了。後來鬧得太兇了，人家地主回頭要來抓這些農民，黨才協助祖母這些貧農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澤東到衡山一帶實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結束以後提出了經典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湖南農民的打砸殺燒所作所為，是這麼描述的：
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
然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這些農民做的，“好得很”，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
扛著鋤頭的農村婦女，帶著身邊六、七歲的孩子，到廣場上聽毛澤東演講。槐生，原來你也在那裡。
但是沒多久，七歲的槐生，開始上學了。他沒鞋子穿，打著赤腳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時候，媽媽給他納好的粗布鞋，穿在腳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幾個小時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學去上學。
槐生開始識字，沒多久就和一班極度貧窮但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一同讀《古文觀止》，清朗的幼童讀書聲，款款的湘楚之音，當農民荷鋤走過河畔時，遠遠都能聽見。
11，百葉小學
家裡常常沒飯吃，正在發育的槐生，有時餓得暈眩，但是他不敢說——他知道在家裡等著他的母親，比他還餓。貧窮的孩子，太早學會體恤。
後來，他常跟我們說，有一次，他放學回家，下大雪，冷得手發紫、腳抽筋，餓得發昏，跑了幾里的結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進門——我們，槐生在海島長大的兒女們，就用混聲合唱，充滿嘲諷，回說——“你媽就拿出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
我們的意思是，天哪，這故事你已經講一萬遍了，跟你求饒吧！
但是槐生渾然不覺兒女的嘲諷，繼續說，而且還站起來，用身體和動作來具體化當天的情景：
“我進門，媽媽站在那裡，高興地看著我，手裡拿著那碗白飯，我心裡想，平常連稀飯都不見得吃得到，今天怎麼竟然有白米乾飯。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過來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譁一聲打碎在地上……”
我們像希臘悲劇合唱團一樣插入旁白，“然後你媽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緊密的記憶隧道里，接著說，“對啊，她誤會我了，以為我生氣，因為只有白飯沒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沒吃，就為我省這一碗飯……”
我們還要繼續混聲合唱，槐生已經淚流滿面。他從西裝褲袋裡拿出他那一輩人會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塊，印著格子的棉手帕。
見父親泣不成聲，我們才住手，不吭聲。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從抽屜裡拿出那雙布鞋底來的時候，也哭。
在客廳裡，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裡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
槐生這個獨子，十五歲離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縣誌》上說“饑民採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的那一年。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竹簍到市場去買菜，槐生看到火車站前面憲兵在招“學生隊”，這半大不小、發育不良的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心裡怎麼想的，把扁擔和菜簍交給龍家院同來的少年叫“冬秀”的，就兩手空空地跟著憲兵走了。冬秀回來說，槐生冒充十八歲。
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麼。
一九四五年，那時槐生已經是憲兵排長了，十九歲的中學生王鼎鈞也聆聽了一個憲兵連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