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從自己的房間走出來，我故作驚異地說：“呵，你也有個兒子呀？我還以為你的孩子是個女兒呢！太好了，別看我有個兒子了，還是一看見男孩就高興。”然後我握住他的手，上下打量他，“嗬，這麼高，好標緻的小夥子。來，陪阿姨坐會兒。”於是他很自然地坐在我身邊跟我聊了起來。他一進入角色，完全沒有戒心了，也就被我引進了主題：在哪上學，幾年級，喜歡什麼課，不喜歡哪位老師，為什麼厭學……我對他有鼓勵、有讚揚，也有批評、有指導，談得十分融洽。在這期間他也知道我是老師了。不知不覺中快8點了，他主動提出“咱們請關老師一塊兒吃飯吧”。為了能和他繼續“套近乎”，我也就順水推舟了。到晚上10點多鐘我離開他家時，他一直把我送下樓，他媽媽不由得問他：“王×，你可從來不送客人的，今天這是怎麼了，居然送關老師下樓。”孩子回答：“我根本沒覺得是老師，就像我的同學來了一樣。”——這就是藝術性家訪的效果。
我在前面提到的陳飛同學，就由一次家訪得出了“關老師最瞭解我的”結論，以後就處處聽我的；另一位認為“我是女孩兒，爸爸不喜歡我”的同學，由我的一次家訪糾正了爸爸媽媽的偏見，緩解了與女兒的矛盾。2001年暑假，我去張思宇家家訪，家長高興地到處宣傳：“我們選這個學校選對了，班主任都50多歲了，還來家訪，太負責任了。”去一學生家，不但爸爸媽媽、爺爺奶奶迎出來，還當作一件特大喜訊通知了家委會，連家委會主任都一起迎出來了，因為“小學六年老師從沒來過，現在家訪的老師太少了”。這些心存感激的家長，在日後的工作中都給予了我極大的配合。
家訪成為我所在的北英中學的保留傳統，老師付出了，也得到了回報，嚐到了甜頭。我校的楊春燕老師，家住八大處，2001年接新班後，為了家訪經常帶著上初二的兒子住在學校簡陋的宿舍裡。不出一個學期，楊老師走訪了全班40多個學生的家，一來楊老師的敬業精神感動了家長，二來透過家訪，師生之間建立了感情。三年來儘管孩子們處於青春期，思想、情緒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和波動，但孩子們對楊老師的那份情沒變。絕大多數家長對楊老師工作的支援與配合一直堅持到孩子們畢業。這樣的家校合作是不是應該提倡？
再說家長會
家長會作為傳統的家校合作方式，主動權掌握在學校和老師手裡，而且不用規定也無須提倡，或多或少總是要開的。其內容一般不外乎班主任彙報班級情況，表揚好的，批評差的，這個批評還會連帶上家長。然後主科老師輪流上講臺，根據自己所教這一科的情況，進行總結、表揚、批評，再加上“家長應該如何抓好這一科”的指導。會後還會再留下幾個“問題學生”的家長再談學生的問題。在一次開完家長會後，我曾經寫過一首打油詩用來自嘲：
家長，忐忑不安。
學生，提心吊膽。
家長，語重心長懇談。
孩子，表面點頭稱是，
其實一肚子怨言。
會後過不了三天，
一切煙消雲散，
又回到了從前。
這種老套路的家長會看起來老師和家長進行了一次密切合作，但意義真的不是很大。我曾經試圖從我做起，使家長會有所改變。
首先，在時間上，學校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在每學期的期中考試後，成績、排名都出來了再開家長會。顯然目的就是向家長報告和分析考試成績。對此我不能贊同，因為考完了，報成績不是目的，分析成敗原因是老師和學生應該認真去做的一件事，向家長彙報意義不大。我主張家長會改在期中、期末考試前開，把考後報分變為考前動員，讓家長知道孩子要考試了，給孩子創造良好的複習環境，幫助孩子合理安排時間，鼓勵孩子建立競爭意識，爭取考出水平，取得理想成績。至於考試結束後想讓家長了解孩子的真實成績（其實只有少部分同學需要老師告知），就完全沒有必要用開家長會的形式了。
作為普通班主任，我沒有決定權，1998年我鼓動高一年級組長按我的想法作了一次改變，學生反映良好，說：“考前開沒什麼壓力，不用那麼膽戰心驚了。”家長也感覺不錯，說變被動為主動，考前能抓一抓，心中有數了。2001年我當年級組長後又搞了一次，但“習慣勢力”使我無法再堅持下去。看起來僅僅是個開家長會的時間問題，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教育理念。
其次，我給我的學生們一種承諾：家長會上不告狀，不點名批評，更不責備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