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文學創作。我的詩跟我一生的經歷是密不可分的，寫的是帶有自傳性的內心活動，詩反映了我的生命狀態。我的詩有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出現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在甘肅天水讀高中的那３年，寫了幾百首詩；第二個高潮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末，在咸寧幹校後期。在老詩人當中，有第二次創作高潮的，我算是一個。”
在牛漢的情境詩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於險惡的情境之中：有的處在被槍口瞄準的危急關頭，如《麂子》；有的已經被暴力所“殺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楓樹；但更多的仍然是在嚴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惡蹂躪成傷殘，如《華南虎》、《半棵樹》、《巨大的塊根》，等等。但是它們並沒有倒下，而是在扭曲變形中頑強地生存，堅忍、果敢地與險境相抗爭。總之，牛漢情境詩中意象與情境的審美關係，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與險惡情境中殘酷暴力的相互衝突和相互搏鬥。牛漢情境詩中沉重的苦難感與強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產生的。作品將源於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於有相似遭遇的動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種象徵性形象或意境來表現。
牛漢：詩壇上倔強的老黃牛（6）
艾青說：“苦難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詩史上，第一個不使苦難在筆下失重的大詩人。當年，血氣方剛的牛漢，就是衣袋裡裝著艾青的《北方》詩集，走上抗日和寫詩的道路。艾青對牛漢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也是終生的。艾青的《北方》詩集之所以具有史詩的分量，就在於獨創了許多凝聚著民族苦難的情境。牛漢也像艾青那樣，努力去開創詩歌中獨特的苦難情境。他說：“如果沒有發現新的情境，絕不抒寫一行詩。”
託草木以言志，借鳥獸以抒情。牛漢這類詠物詩，往往將自己的主觀精神和人生感受突入客觀物件裡，在主體與客體的猝然相遇、渾然一體中提煉詩意和理趣。但這種“七月”遺風，在詩人已屆花甲之時被突破和超越。他不再用他早已稔熟的物我一體的感悟方式，而是進入一種自由無羈的、輻射式的夢幻寫作狀態。《夢遊》、《發生在胸腔內的奇蹟》、《空曠在遠方》、《三危山下一片夢境》等寫於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後期及９０年代的詩篇就是這種超越的成果。他寫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鐵的山脈》和《豐碑》兩詩，寫鐵山雖遭風雨雷電的襲擊，卻仍等待“獻身的時刻”和“粉身碎骨的幸福”；寫天安門前那“粗糙的花崗岩”和“樸素的水泥磚”為能鋪成“寬闊的路”和“神聖的廣場”而無限歡欣！歌頌的實際上都是不顧自己榮辱得失的為人民做奉獻的偉大忘我精神！毫無疑問，人們從他的詩中感受到的不僅是悲劇的崇高美，還感受到一個嶄新時代的令人興奮鼓舞的時代的強音！
牛漢說：“我的詩不是個人的自傳，而是歷史大傳的一個微小的細節，是歷史結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歷史的一個活生生的、新鮮的斷層，有一種史詩的痛感。”又說：“我和我的詩所以這麼頑強地活著，絕不是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為了對歷史進行報復。我的詩只是讓歷史清醒地從災難中走出來。”以一個見證人的身份，表現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苦難，祈盼中華民族永遠不會再一次重複這樣的大災難，是牛漢詩歌創作的“自定義”。
很明顯，牛漢是一位把自己的命運與時代和民族緊密聯絡在一起，並透過獨特個性深刻感受歷史的脈搏和人民的心聲而又富有才華的詩人，為此在詩歌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詩人是時代敏感的神經，他最能敏銳地感受到歷史的陣痛，有的人因自身的脆弱而倒下，有的人卻因自身的堅強而屹立於滾滾浪濤的面前。正如詩評家張炯所言：“牛漢同志就是時代浪濤中的堅強者，是當代不平靜詩壇的硬漢。即使在困難的狀況下，他仍能以各種題材展現自己昂奮不羈的堅強人格，抒發自己充滿深邃人性的情思……牛漢同志的詩作深深根植於現實生活。他善於把人生體驗的真情與深刻的思想意蘊相結合，透過強有力的藝術構思，創造一種粗獷、豪放的風格。”作家梁曉聲曾說：“牛漢老師是我尊重的老師之一，他的詩是有骨頭的詩，是魚刺的詩，魚刺和骨頭都是含有鈣質的！”
他說詩是他生命的動力，沒有詩也就沒有他的今天。２００３年５月，訪問中國的馬其頓作家協會主席斯來列夫斯基在中國作家協會向牛漢頒發了“文學節杖獎”。該獎是馬其頓作家協會設立的一項國際性文學獎。“當得知馬其頓共和國的‘文學節杖獎”授予我時，頓時感到十分慚愧和不安。節杖，在我的心目中是個博大而高遠的意象，它不僅象徵莊嚴和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