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他的樂觀、豪放的個性，才使他的傳奇般的人生歷程中充滿了詩的意境和詩的審美趣味。他說，１９５５年剛剛被關押時，就連看守都緊張得睡不著，但他每天仍然呼呼地睡大覺；有時在獄中實在閒得無聊，他就學雞叫、學狗叫，學各種動物叫……
在他一生的兩次牢獄生活裡，一次是國民黨的牢，一次是共產黨的，而這一切都是與政治有關，與詩無關。牛漢說，他面對挫折時的堅韌的性格和無畏精神或許與他的蒙古族血統有關，但重要的還是家庭的影響。牛漢的父親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聽了兩年，並在那時參加了黨組織的活動。他的兩位舅舅也是中###員，積極投身到革命運動中。在他們身邊自己難免或多或少地受到薰陶。而母親剛烈的性格也深深影響了他，許多年後他把對慈母的感情寄託在了一首名為《愛》的詩中。牛漢說，詩中所說都是事實。那是１９３１年前後，山西省開挖己巳渠，佔用了他們家本來就只夠活命的地卻不給錢，母親氣憤不過，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懷裡揣一把菜刀”，夜行４０裡，“闖進一座花園，想要謀殺那個罪大惡極的省長（閻錫山），被衛兵抓住，吊在樹上，三天三夜，當作白痴和瘋子……”那年牛漢才七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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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漢：詩壇上倔強的老黃牛（5）
１９８０年春末，胡風來到北京，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因“胡風分子”而罹罪的牛漢，騎著腳踏車前去看望。胡風犯了精神分裂症，使他感到意外。他說他清楚地記得，胡風曾對他說過，他的神經有纜繩那麼粗，不會斷裂。現在見到了曾為“分子”們之“首”的胡風，牛漢自然有許多感慨。他先胡風得到自由，精神解放也來得早。見過胡風之後，他寫了篇《重逢胡風》。
牛漢謙稱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平反之後，他執行主編過《中國》。“當時《中國》是年輕人的園地。《中國》實際是民辦公助，丁玲從東北農墾局找到資助辦起來的。《中國》的兩年對新生代詩、先鋒小說起了一定扶持作用。編《中國》時我發了大量朦朧派和新生代的詩，幾乎每期都發。當時我請北島做《中國》的特邀編輯，編制以外的，不坐班，每期開編輯會來，大概有一年時間。北島的詩凝練，最後一稿和第一稿區別很大，寫好以後不斷地刪，形成跳動、玄想、空白。他感情激動，不平鋪直敘。新生代詩人的語言新穎，和北島等朦朧詩人不一樣。新生代詩更顯出個性，更符合詩的審美性質。《中國》不僅發朦朧派詩，也發了好多像翟永明、海男、唐亞平的詩，他們有的是第一次發表詩作。《中國》辦了兩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後被勒令停刊。丁玲一去世，我們就曉得非停不行，但我們仍憋著勁直到最後‘壯烈犧牲’。”
此外，牛漢還主編《新文學史料》２０年，組織並發表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史料，有很多是從未發表過的作品。在此期間，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風通訊。
所有的作品有一種“史詩的痛感”
“１９５５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２５年，沒有公民權，更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利；不斷地勞動改造，在單位裡也就乾乾編輯，一搞運動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後到農村去勞動，一勞動就兩年、三年。一到過節，就把我們轟到八達嶺去幹活……那個時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謬，更談不上幸福。”牛漢說，“大概一個悲痛的人，一個經歷了這麼多誤解、歪曲、迫害和打擊的人，真正經歷過大災大難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現實的享受。幸福是發自內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種理想的境界。”
牛漢這一輩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流亡、飢餓、受迫害、被捕、監禁、坐牢、受審判、勞動改造，什麼重活都幹過……的確稱得上是一種“痛苦而豐富的人生”，他的詩就是這種生命痛感的真實記錄。如果說他的早期詩作在傳達這種痛感時還顯得過於激烈和外露的話，那麼經過煉獄般生活磨難後的詩風則變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讓我談苦難太容易了，我的詩裡都有，血淚，憤怒，控訴……但是，之所以我沒有向苦難低頭，沒有潰退，沒有逃亡，沒有墮落，沒有投降，沒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沒有背叛人文精神，沒有背叛詩。是因為我相信一定有一種更高尚的，超脫一切現實規範、一切利益計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說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漢看來，幸福就是這樣不斷地追求、發現、突破、再追求的過程。“為了詩，為了文學，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沒有放棄詩，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