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也尿泡泡，你看，你們倆一樣！’於是，我第一次看見了父親，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樣。”
舒乙：眾人稱甲的“愛國者導彈”（6）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說，老舍先生把“舍我”作為自己的人生指南，並在這條路上堅定地走了一輩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國作家捨身殉難第一人，直至１９７８年６月３日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兩個月後，鄧小平同志曾在胡絜青的上書中批示：“對老舍這樣有影響的有代表性的人，應當珍視，由統戰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結論均可，不可拖延”，為沉冤九泉的“人民藝術家”徹底平反一錘定音。
１９３５年，舒乙出生于山東青島，那時老舍在國立山東大學（前身為齊魯大學）文學院任教。舒乙出生之後的第二年暑假，老舍辭去了山東大學的教職，開始了他自由的作家生涯。家裡就是父親的工作和寫作環境，父親進入工作狀態後，特別嚴肅。老舍要求在他寫東西的時候，家裡要非常安靜。舒乙從小遵守著規矩，只要爸爸在寫作，他就不出聲。
說到“舒乙”這個名字的來由，他笑了笑：“有來由，來自３個方面。我的姐姐生在濟南，叫舒濟，但上學時才發覺這個繁體的‘濟’字太難寫。這時，父母特別後悔。到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就決定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到了我這兒，就極左一下，一筆。‘乙’，有第二的意思，我是老二嘛，甲乙，對吧？還有一個緣由，我出生的那一年，乙亥年，屬豬的。我這個名字很少重名，到現在還沒碰到第二個跟我一個樣的呢。”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徹底改變了老舍之前的平靜生活，他離開家人，從濟南隻身去到武漢和重慶。那時，舒乙剛剛兩歲多。“我們呢，因為太小，３個孩子，最大的４歲，我是老二，兩歲，還有一個剛生出來，那麼３個這麼幼小的孩子，走在路上肯定是很危險的，所以呢我們就滯留在濟南，跟媽媽一起，就等於是跟父親分開了。”
１９４３年，抗戰期間的形勢依然嚴峻，兵荒馬亂之間，饑荒又接踵而至。當時舒乙的母親胡絜青，帶著舒乙和他的姐妹們踏上了去重慶投奔老舍的艱難旅途。“６年後才再見上這一面。等見到他的時候，就發現他面色很蒼白，已經變成了個老人似的，其實他還不到４５歲。他是很喜歡孩子的，看到我們自然是很高興，但是也煩惱，要養活這麼多人啊，他完全是靠寫作，就是等於生活更加困難，要養活我們，要關心我們上學，其他的好多雜事兒就要堆上來了，等於拖家帶口了，挺難的。為了緩解家裡的生活壓力，這一年底，媽媽在編輯館裡找了個工作。”
舒乙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慈母’這個詞講得通，對‘慈父’這個詞我老覺著彆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國男人不大能和這個詞掛上鉤，他們大都嚴厲有餘而慈愛不足。我的父親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種嚴厲得令孩子見而生畏的人，所以是個複雜的父親。”
老舍對子女的學習採取了一種絕對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態度，從未過問孩子的成績，也沒輔導過孩子功課。他表示贊同的，在當時的舒乙看來，幾乎都是和玩有關的事情。他很愛帶舒乙去拜訪朋友、坐茶館、上澡堂子。走在路上，總是他拄著手杖在前面，舒乙緊緊地跟在後面，他從不拉舒乙的手，也不和舒乙說話。舒乙回憶說：“我個子矮，跟在他後面，看見的總是他的腿和腳，還有那雙磨歪了後跟的舊皮鞋。就這樣，跟著他的腳印，我走了兩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國。現在，一閉眼，我還能看見那雙歪歪的鞋跟。我願跟著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擔心，不必說話，不必思索，卻能知道整個世界。”
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之後，老舍本希望能夠回到北平，但在此時，曾經工作過的山東大學向他發來了聘書，而幾乎與此同時，美國也向他發出了訪問邀請，兩相權衡之後，老舍於第二年的３月去了美國。老舍未曾料想，這一次滯留竟會是前後３年多的時間。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國成立後，國內召開了第一次文代會。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親自向老舍發出了歸國邀請。這一年１２月９日，老舍從美國回到了自己的祖國。第二年春，老舍一家人從重慶搬回了北京。“又過了這近４年，再見到他到前門火車站去接我們。這個時候就顯得更老了，就好像完全是個老人了，但是呢，他情緒比那個時候好多時。我們從火車上下來時，他一一地給我們打招呼，胡嚕我們的腦袋，但是到我下來的時候，他突然把手伸出來———舒乙，你好。著實把我嚇了一大跳，因為在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