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０５年，北京市公交公司重新確定了１６６０個站名，擬重新調整其中３５個帶“墳”字的公交站名。舒乙得悉後，表示強烈抵制改地名：“地名包括站名都屬於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這些名稱背後都是一段歷史。”舒乙告訴記者，比如現在的燈市口西街以前叫“奶子府”，這源於專供宮裡的奶媽。有一個奶媽“奶大”的孩子做了皇帝，於是奶媽就有了顯赫的地位，修了一個府，也就有了“奶子府”這個地名。民國初年很多人覺得“奶子府”難聽，就把名字改了，以至於後來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它的歷史背景。
舒乙：眾人稱甲的“愛國者導彈”（5）
“還有很多地名改得莫名其妙！”舒乙說，“以前有一個‘狗尾巴衚衕’音譯改為了‘高義伯衚衕’，簡直狗屁不通！”舒乙表示，地名是一種民俗文化，越通俗越好記，不能單純為了好聽更改。
在那次的“站名之爭”中，也有不少人要求將以往所改地名逐個恢復。對此，舒乙認為，已經改了幾十年的地名就沒必要恢復了。他還表示，如果市民都舉手贊成改某處地名也是可以考慮的，除了考慮京味文化以外，大家的感情也應照顧到。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市政協小組會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幾十年前翻譯了黎巴嫩大詩人紀伯倫的散文詩《先知》和《沙與沫》，黎巴嫩總統簽署命令，授予她國家級勳章。授勳儀式上，主持人介紹貴賓，第三位才介紹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勳儀式的主角。第四介紹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後是各級官員，直到所有的官員都介紹完了，才開始介紹到會的著名作家張光年、王蒙、蕭乾……舒乙對此十分不滿。會後，記者朋友晚睛問舒乙能不能將剛剛的發言寫成一篇文章。舒乙沉思了幾秒鐘，說“什麼時候要？”“當然越快越好。”沒幾天，稿子寄過去了，舒乙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評了“官本位”：“毛病出在不分場合不看具體情況一律以官位來排隊，把它當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標準和唯一標準。這是個相當迂腐的壞習慣，不僅敗壞風氣，而且常鬧笑話，完全違背了我們的幹部行為原則，即不論多大的職位，都是人民的公僕。”
一次，中國作協機關處以上黨員幹部集中在北戴河辦學習班。對於領導的發言，許多人都順著領導人思路，表示贊同，或者就著領導的意思發揮，儘管個人方式不同。但大家為了這種任務式的學習，誰也不願得罪領導。可是，舒乙卻“不識時務”地提出了與領導相反的觀點，而且理論聯絡實際，旁徵博引，講得有根有據，慷慨激昂，根本不顧領導的“面子”！
坐在前排專門來聽大會發言的作協領導，臉色漸漸不悅。主持會議的作協機關黨委負責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勢……舒乙全看在眼裡，但他一點也不停頓，反而口若懸河，越講越激動，越講聲音越大！
這就是一個外表長得斯文、儒雅，但骨子裡很有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驁的舒乙。他不迎合上頭、不媚俗，不攀附權貴，不看別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書桌上的魯迅著作，讓記者覺得自己好像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裡的那個“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一想起他當年因古城文化保護向市長大人抱拳“叩頭”的場面與這次在作協會上不給面子的情景，記者十分感動：向市長“折腰”是一種睿智，不看臉色說話同樣是一種高貴！
幾個第一眼和幾個最後一眼回首早年難忘的輾轉歲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２０世紀傑出的文學大師老舍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盡！文化界把老舍之死與屈原投江相提並論，認為是“文革”歷史上最具英雄主義氣概的抗爭行為之一。
父親的死給舒乙帶來了巨大的傷痛。他在回憶的文章中寫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圍是漆黑一團。公園裡沒有路燈，天上沒有月亮和星星。整個公園裡，大概就剩我們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來，是濛濛細雨，我沒動。時間長了，順著我的臉流下來的是雨水，是淚水，我分不清。我愛這雨，它使我不必掩蓋我的淚。我愛這雨，它能陪著我哭，我只是感到有點冷。……我摸了父親的臉，拉了他的手，把淚灑在他滿是傷痕的身上，我把人間的一點熱氣當做愛回報給他。”
或許在那個時候，舒乙想起了父親留給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時代的記憶中第一次真正出現父親，是在我兩歲的時候……不過，說起來有點洩氣，這次記憶中的父親正在撒尿。母親帶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親走了進來，做示範，母親說：‘小乙，尿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