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褒貶不一，一方面熱烈響應，反響強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對，反響同樣強烈。舒乙還因此“光榮地”獲得了“愛國者導彈（搗蛋）”的外號，但舒乙堅信“說了不白說”。因為，他們的苦口婆心終於有了正面的實際反饋：北京市政府責成首規委、市文物局和市規劃院限期制定保護古都風貌的規劃，該規劃幾乎吸取了他們的全部建議。為此，舒乙曾激動地當面向市長們說：“我要‘叩頭了’！”
風雨的浪滄，歲月的磨逝，使大多數的衚衕和四合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磚一石卻記錄下了時代的變遷，喚起了人們對歷史的追憶。漫步在這樸實而恬淡的衚衕或小院中，細細品味散落院落裡的生活情趣，你也許能領略到滲透在這小小衚衕或四合院中的文化神韻。
舒乙：眾人稱甲的“愛國者導彈”（4）
不看他人臉色就是給自己“面子”
參觀臺灣戲劇博物館的經歷，對舒乙觸動很大。他說，那裡的收藏品並不豐富，而我們呢，劇團、演員、劇本都有，現在不做就丟了。“我們不應給子孫後代留下遺憾”。於是，在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上，他提出建設國家藝術博物館，但到今天依然沒有下文。在舒乙的眼裡，現代化、全球化帶來了很糟糕的現狀：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升，“但文化上卻消滅得很厲害！”舒乙看著每年都有幾十種地方戲曲在消亡，出於一種深沉的責任感而提出這個倡議。舒乙對一些行為深感悲哀：他曾經看過一場民族舞蹈表演，一個女舞蹈演員光著腳跳，而按道理她是應該穿著繡花鞋的，人家說她，她還很生氣。“觀念發生變化了！連自己都鄙視自己的文化了！”現在的曲藝，只剩一個相聲了，別的可憐得很，有的連表演場地都沒有了。“那可是千錘百煉才形成的文藝樣式啊，多少的藝人，多少的文人、藝術家共同打造、歷經數代，才得以形成的文化形式，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消滅了！”舒乙對此表示憂慮。
一年，舒乙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考察，發現專門開闢有手稿研究閱覽室。於是，他聯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我們收藏了數以萬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手稿，卻基本無人利用。因為沒有手稿學”。為此，他呼籲建立手稿學。
要建立手稿學，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學校的中文系做起來。一要有人教這門課，有學生選修它；二要有碩士生、博士生對手稿方面的課題進行專門研究；三要有這方面的專著陸續問世，形成手稿學專著系列。“國外的手稿學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可以翻譯一些他們的研究成果，看看他們的學科體系，看看他們的研究方法，看看他們的具體結論。試想，有時一本對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專著，竟會比那部作品本身還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學問啊。手稿學既研究作品的形成過程、修改過程，試圖解釋作家的主觀追求，又闡述研究者對作品的理解。”舒乙說，手稿學的研究成果，常帶有驚人的震撼力，往往連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讀，因為作者主觀意圖和研究者客觀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徑庭的，但因為言之有理，是對大家都有啟迪的。
據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將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獻給現代文學館，很快被定為國家的檔案遺產。“當時後方沒有鋼筆水，用毛筆，老舍先生能寫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寫得又工整又漂亮，因為寫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樣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歡。《四世同堂》手稿特別長，摞起來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裡帶到哪裡，他自己也認為是很漂亮的東西。我們兄妹商量，認為這是民族的遺產，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作，應該儲存在環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魯迅先生說過這樣的話：想知道該怎麼寫，要讀名著；想知道不該怎麼寫，要念手稿。舒乙認為，手稿學不可或缺，不論對寫作者，還是對閱讀者。
趙樸初、葉至善、冰心、曹禺、啟功、夏衍、陳荒煤、吳冷西、張志公九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提交提案，提出推行四書五經教育，以及老的文化傳統不能斷代，並確定聖陶學校的辦學宗旨“以義務教育課程為基礎，以傳統文化素質教育為特色”。舒乙說，“五四”健將提出要恢復國學，本身就是一個有趣而深奧的現象。拿老舍來說，他最反對封建“那一套”，但他“那一套”比誰都棒。當初這些人力主打破傳統，但打破得太徹底，文化反而出現斷代危機，而他們自己，反倒成為受益者。１９９８年，舒乙等幾位知識分子成立北京市聖陶實驗學校，該學校在義務教育教學大綱之外，增加三成課程量，學習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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