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許多平凡小事、生活細節來描寫人物的。琴姐愛生活，是一位閒不住的人。自從她來到“我”家，每天一早就把大雜院打掃得乾乾淨淨，還開了個小菜園，一有空就鬆土、拔草、澆水。每次吃飯，一端起碗，她就想起了家鄉的親人，便說：“你知道，咱家鄉過年才吃頓好面；這大地方，天天是過年的茶飯。你的命好，早早就到這大地方，享上了社會主義的福。咱山圪嶗，何年何月才看見社會主義呀！”她講的是實話。琴姐善良、單純，心直口快。當孩子在說笑中把稀飯吐了一地時，她板著臉說：“造孽不！”“你們知道莊稼是怎樣來的？糧食是怎樣打下的？”當孩子把麵條例在桌上，她便攬起來用水洗淨自己吃了，並說：“我們山圪嶗，懷抱娃娃也吃不到這麼好的麵食。”她批評我忘了過去，“把孩子慣壞了”。只有勞動人民，才有這樣的感情。琴姐為了三個孩子長大成人，嚐盡了人間的辛酸，生活的重擔沒有壓倒她，三個兒子就是三隻虎，在她心裡比百萬富翁還要滿足。解放戰爭時，做軍鞋全村數第一，她是望著晨光的升起而成長起來的。她曾說：“年輕的時候，把世事想成金枝玉葉，誰知道只是一場夢！”她有過夢想，但歷史沒有讓它變成現實。她從小就會剪窗花：喜鵲、鴿子、牡丹、菊花、五穀豐登，她苦中有樂，樂中有苦地生活了一世，最後似乎滿足地告別了這個色彩變幻的大千世界。
這篇小說，作者有時寫得幽默橫生，有時寫得悽婉沉痛。主人公沒有神化，作者沒有掩蓋琴姐由舊社會帶來的潛藏在意識深處的烙印。到商店買東西，售貨員多找了她二毛錢的那段故事處理，使琴姐的形象更加真實、飽滿，有血有肉地活了起來。
沒有風格，就沒有藝術。賀抒玉是一位在創作上有風格的作家，而且她作品中那種樸實無華、清新淡雅、濃郁的鄉土氣息的藝術風格是一貫的。這種風格是她的藝術追求，是她特有的生活、氣質、環境和歷史形成的，它屬於藝術創造，屬於藝術之美。但她前期和1977年後的創作其深度、廣度不同。她八十年代之後的創作很明顯地溶進了她對於生活和社會的思考，但它們不屬於“傷痕”，用杜鵬程的話說：“透過這些作品，你會思考歷史發展和現實生活中一些使人深感不安的問題。”無疑，這就是作品的現實意義和時代精神。她沒有一時“轟動”文壇所謂“爆炸性”的作品，但從文藝美學的意義上講，她相當多的作品都是耐咀嚼和回味的，它們有生活和人生深刻的一面——“使自己變得美好些，使人類變得美好些，使明天變得美好些。”
一個作家，只要沉在生活裡，藝術創造力就不會枯竭。賀抒玉的創作生命總是跟著時代的輪子運轉。她不停地追求，因此她面前才有廣闊的現實主義道路，而不是死衚衕。1986年，我讀了她兩篇新作：短篇小說《晴朗的星期天》（1986年《延河》第三期）和中篇小說《隔山姐妹》（1986年《延河》第十期）。《晴朗的星期天》寫一個剛張開理想、事業、青春、愛情風帆的省報青年記者劉才一天的生活——平平常常的生活。他是一個“憑本事吃飯，絕不尋門鑽眼”的青年，單純，充滿了事業心。“青春的活力是世界上最值得驕傲的資本”，劉才擁有這種資本。他剛發表了一篇報告文學，某縣梁書記的感人形象在全省引起反響。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了梁書記另一面的形象（實際上，這是本質，是真象）：他正積極走省裡的門子，調大學剛剛落榜的兒子到省城工作。對此，劉才驚愕不已，自然，現實是一種清醒劑。他被譏為“井底之蛙，沒有見過大天”。劉才憎恨兩面派的“兩面哲學”。然而同一個問題竟擺到他的面前：一個朋友，為調女朋友的弟弟到省城工作，求他去走關鍵人物梁書記的後門。誘惑和迷惑，信念和力量，鑄成人生矛盾，苦苦折磨他。普通的一天，多麼不普通的感觸：上大學時，曾費盡心解過書本上許多難題，此刻，他才理解，最難解的題不在書本里，而在生活中。他無法預料生活的新課題。“但是，他相信只有潛入海底的水手才能真正懂得大海，如果他只是站在岸上觀望和欣賞大海的魅力，那他只配做舞臺上的歌手，而永遠做不了大海中的水手；不，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大海的懷抱裡去！”這是結束，一個沒有答案的結束。
普普通通的一天，當今社會“普普通通”的事——社會的沉痾！無孔不入的傳染病，正在毒害我們國家的機體。從這一點來講，這是一個到處存在的大主題。這是值得深思的。劉才撕去了檯曆上舊的一頁，他期待和思考著新的一天——那將是什麼？
中篇小說《隔山姐妹》以濃重的抒情色彩寫了一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