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作品行世的女作家。她像臺灣文壇上的一顆光芒四射的彗星，在許多讀者的思想中留下了燦爛的烙印，尤其對青年學生，她有真才實學，課講得好，要求嚴，受到學生的歡迎。
為了教課，她經常在臺北與臺中之間奔波。這期間，在來往賓士的火車上，她偷偷讀了一些大陸出版的文學作品。魯迅的書在臺灣是被禁止的，也沒有人敢公開看。東海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藏有魯迅的書，只借給教現代文學和創作的教師，不借給學生。她第一次聽到魯迅“吶喊”就在這個時候。
從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聶華苓雖然有過生活的艱辛，對生活也有認識。但中國幾千年文明史的黑幕，究竟有多厚多寬，並不瞭解。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魯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記》給她啟開了認識社會的一扇天窗，接著她又聽見九斤老太的口頭禪——“一代不如一代”，阿Q大聲的叫嚷：“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她還看見《藥》裡的小栓吃著浸了死人血的紅饅頭，《故鄉》裡的閏土，《祝福》裡的祥林嫂……一個殘破的舊中國展現在她的面前，幾乎碎了她的心。“唉！誰不愛自己的祖國！”這是她心海里引流出來的一條誠篤的河。
聶華苓有個人的恩怨，但這恩怨如一塊冰，終被時間的力量所溶化。
“自由中國”，她沒看到自由；雷震事件，傷了她的心……
1963年，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走訪亞洲。在臺北舉行的一次酒會上，聶華苓第一次認識了他。翌年，聶華苓跳出特務、孤獨和痛苦築成的囹圄，到了美國，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從事教學、寫作和翻譯。
新的生活，往往影響著人的道路和思想。到了美國，她那塊巨大的“恩怨之冰”加快了它的溶化速度。她說：“在這兒，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峽兩岸的社會，可以讀各方面的報紙刊物和書籍，可以接觸世界各國的作家和作品，這使我的視野擴大多了，感情冷靜多了，看法客觀多了！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名詩句來說明我的過去，大概是正確的。”
1970年，她同安格爾一道翻譯《毛澤東詩集》。為了解每首詩詞的背景，他們翻閱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如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等，對中國的歷史事件如二萬五千里長徵，都作了較細的研究，這使她明白了許多過去不明白的道理，認識了她向來懼怕的共產黨原來是為了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他們什麼艱險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帶，是為了幾萬萬人民和後代，他們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她說，“我訪問過七八個亞洲國家，心裡有個比較二見了印度就像見了舊中國：飢餓、貧困、落後、懶散、消極……到這時，我對新中國從怨到愛這個重新認識歷史的過程才算完成。”於是，在1978年，她第一次回到國內探親、訪問……
三
每個人都有一部歷史，簡單的或複雜的，含辛茹苦的或一帆風順的……
聶華苓喜愛佛羅斯特的一首詩：
這森林真可愛，黝黑而深邃。
可是我要趕去赴約會，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詩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肯停步的執拗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倦地跋涉著……
逝去的光陰是苦澀的，它只是回憶錄裡的陰影；今天和未來是美好的！詩，像她的座右銘；她，酷似詩中的主人公……
“要努力奮鬥，努力後總會有成果的。”她總是這樣鼓勵人，也鼓勵自己，與人奮鬥，與環境奮鬥……風裡，雨裡，白茫茫的雪地上，在通往圖書館的道路上，都有她奔忙的足跡；書架上、牆腳邊，堆放著各種中外文書籍，她不停地寫作，不倦地工作；在火車上、飛機裡也不例外，寫信，發電報，處理各種事情。聶華苓，每天見她見不完的人，做她做不完的事……
她聰明、精明、開明、能幹、勇敢！何達說：“她是一個能夠創造奇蹟的人。那些看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對她都是創造奇蹟的材料。”
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就是她和安格爾創造的奇蹟。
聶華苓思想敏捷。她心裡總是裝著許多形象、畫稿，時刻都會跳出新的思想。
碧藍的克拉威爾水庫是“國際寫作計劃”的誕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