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偉大工程的第一磚就是聶長苓在遊船上置下的。她向安格爾提出了這個想法，建議創辦一個國際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國作家請到愛荷華城來，為他們提供寫作條件。作家們帶著濃厚的本民族的文化和地方色彩相會在一起，感情上沒有芥蒂，超越橫的國家關係，縱的歷史關係，真正自由地交換意見，取他國之長，補己國之短，達到促進作家的思想、藝術交流，增進友誼的目的。
當時安格爾認為這個想法太大膽了，每個人的吃、住、路費就要好幾千美元，那是一筆多大的款項啊！但在聶華苓的多次爭辯之下，安格爾被說服了，同意了。由於聶華苓鍥而不捨地奮鬥，“國際寫作計劃”作為愛荷華大學的一個附設組織，於1966年得到了學校當局的贊同。於是他們到處寫信，到處旅行，從私人到大企業，募得三百萬美元的基金。1967年，舉行了第一屆“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十人名作家。自此以後，每年9月1日至12月1日整整三個月的時間，愛荷華城的五月花公寓便住進了三四十位穿著各種民族服裝，操著各種語言的來自五大洲的作家。
五月花公寓依山傍水，環境幽美閒雅，那條日夜不息地向遠方流淌的愛荷華河，那山林、草坪和雪花，更有醇酒一般的友情，都曾出現在許多詩人和作家的筆下。在聶華苓的安排下，作家們一起度過難忘的日日夜夜；暢遊密西西比河，到大城小鎮領略美國的風土人情，訪問農場，在每逢星期二、四的聚會上，輪流進述自己國家的文學創作，或朗誦自己的作品，或為創作理論、流派而自由地交換意見或辯論……談論廣泛，無所不包。
聶華苓雖然在七十年代加入了美國籍，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用中文寫作的中國作家，寫的是中國人，中國事，再現的是中國社會的苦難，中國人民的精神，正像她莊嚴宣告的那樣：“我是湖北人！”
中國，是她的“根”，是她的精神的所在。她關心中國的前途，希望祖國早日統一。
她的創作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細胞；她時刻關懷著中國文學的前途和發展。當“國際寫作計劃”第一次向各國作家發出邀請時，便邀請了臺灣作家陳映真，但陳被當局逮捕，蹲了監獄。為了陳案，她和安格爾全力營救——給蔣經國寫信，向香港和美國新聞界爭取輿論聲援，出資聘請美國律師為其辯護……她先後還邀請了臺灣作家王拓、詩人瘂弦、吳晟等（有的因故未能成行），大陸的作家蕭乾、王蒙、丁玲、陳明、劉賓雁、張潔，詩人畢朔望、艾青等人。由她操辦的“中國週末”，是“國際寫作計劃”的高潮。參加“中國週末”活動的，不僅有來自海峽兩邊的中國作家，而且有來自香港和從臺灣旅居美國的中國作家群。1979年，“國際寫作計劃”所舉辦的為全國矚目的第一次“中國週末”討論會上，聶華苓激動地向大家致詞：
今天我們大夥兒在一起，這是中國文壇一件大喜事。我們這些人，分離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論多少年，在我們的感受上，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日子。太長了！在那一段日子裡，中國人可以說歷盡滄桑。我們每個人的歷史不同，經歷不同。我們對各種問題，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的看法和態度自然也會不同。
但是，在目前這一刻，我們在一起，我們從不同的地區，越過千山萬水，從北京，從臺北，從香港，從新加坡，從美國各地，到愛荷華來。僅僅這一點，就說明了：我們還是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我們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感情；我們對中國文學前途的關切。
現在，我們就從這份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起點，來談談“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來表達各種意見，來聽各種意見。我們不是來交“鋒”，而是來交“流”，來互相瞭解，互相認識。我們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體結論。我們現在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結論！……
1980年9月13日，聶華苓在第二次“中國週末”討論會上又致詞說：
今天是中國作家的三代同堂，老一代的，中年一代的，年輕一代的，介乎老年的中年的，他們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國現代史，包括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變動，國家的興衰、人世的滄桑。因此，他們到愛荷華來和我們這些海外作家和世界許多地區來的作家相聚，這實在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喜事。他們千山萬水來到這兒和我們相聚也說明了一點：人在大陸也好，人在臺灣也好，人在海外也好，我們血管裡流著同樣中國人的血——這一絲血緣關係是不可分割的。
我們要感謝大陸的政府和臺灣的政府贊助他們到愛荷華來。我們希望從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