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獨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愛。”大概這就是她在藝術上的泛愛主義。直到她從事寫作生活以後，柳溪才更愛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一些，但這並不影響她喜愛法國的喬治·桑、英國的夏綠蒂和捷克的聶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於自幼那種半飢半飽艱苦生活的折磨，又由於過分用功，終於在唸初中二年級下學期時結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潤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學。這就是她中學時代的句號。
她繼母由於連續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這個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兩度爆發精神分裂症，投過河。而父親有時與同事去妓院“打茶圍”。這時，柳溪從中國婦女的最高意義出發，不計前仇，忘掉惡感，給繼母以同情——為她治病，為她打抱不平，毀掉父親與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義、勇敢的行為，贏得了繼母的好感，改善了“關係”。
柳溪雖然在家養病，但依然廢寢忘食地讀書，為了追回童年時代白白流逝的歲月，還在頭腦裡醞釀了一個大膽的行動計劃：病癒後，跳四年級，考大學！於是，她花錢託人在北平琉璃廠，一改中小學裡用名紀清修，而為紀清亻先，作了一張假文憑，半年後的1939年，便像冒險家一樣，真的報考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那時，她只有十六歲（但已經長成了細高挑兒），而文憑上卻寫著：“紀清亻先，女，二十歲”。
柳溪自信考大學對她來說功課不是難關，而最大的難關是身體檢查，若沒有身體合格證，就不能參加考試。經過檢查，她的體重只有八十五磅，僅就這一項便不合錄取標準。她站在老師和醫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來。也許是她傷心的慟哭感動了他們，經過商議，她終於轉悲為喜地得到一張筆試准考證。柳溪說：“如果不發准考證，我也不會再回保定家裡，因為我對父母發誓說我一定能考取，這樣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點可憐的路費（並答應以後用勤工儉學的錢彌補這筆損失）。”那時正值酷暑，儘管中南海公園的瓊島和流水、鮮花迷人，蟬鳴和鳥叫悅耳，情侶來往如織，但柳溪在那裡目不斜視、耳不旁聽，每天啃著乾燒餅，艱苦地溫習功課，背誦歷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報考的千餘人中只取八名的情況下，她——成了幸運兒……
四
柳溪上大學時，師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學校當時叫女子師範學院，坐落在北平西單李閣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從這所學校後院——一個被高樓和廊廡遮得連白天都得開著電燈的潮溼、陰暗的小單間開始的。她滿意極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從那裡揚起，船，就從那裡遠航。那是無邊無際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驚濤駭浪，遠方會出現燦爛的朝陽……
那間潮溼陰暗的小屋，留給她的回憶是親切的：“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過著沒有藤鞭、沒有罵聲、沒有飢餓和驚嚇的生活，我獨自毫無干擾地過著讀書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間小屋裡，她幻想過廣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馳騁、翱翔的沙鷗！就在那間小屋裡，除了上課，她沒有逛過大街、市場，沒有看過電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學作品的字裡行間。柳溪說：“那時我已經把目光轉移到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當時自恨生晚，沒有機會與可能享受左聯的培養教導。我欽佩冰心與丁玲，喜歡蕭紅，曾膽大妄想地私下決心：竭誠努力，做她們義學事業的接續人。”在那間小屋裡，她再作創作的嘗試，以紀瑩為筆名發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給董太太當使女的那段生活寫的《我的童年》，作為徵文，刊於《婦女雜誌》的“公開你的私生活”的專欄中，並得了第一名。
北京師範大學男女合校後，柳溪不得不離開那間使她留戀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個大院裡，每天穿過絨線衚衕，步行到和平門外的學校去上課。這期間，她從渴求知識的書齋生活，開始走向了社會的十字街頭。柳溪說：“我看到中國人民的亡國命運，遠比我個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頭，隨意被日寇汙辱打罵，多少逃難的農民被抓了勞工，送往煤窯或裝上火車、輪船，運往日本，充當華工奴隸。那時，我的心開始了另一種巨大的痛苦。在這一段覺醒過程中，中國左翼文藝和蘇聯十月革命文學，對我起了導師的作用。”
柳溪的大學生活是極其艱苦的。那時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藍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經看不出是什麼顏色的破棉襖上，每到星期日脫下來洗一洗，晾乾後，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褲又瘦又小，綴著補丁。她身邊的女同學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錢花，看電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遙自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