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的啟蒙老師”，至今還記著幾十年前對他說過的話：“為了黨的需要，隨時準備犧牲，即使到了懸崖絕壁，要跳，就毫不猶豫地跳下去。”蕭乾和楊剛於1929年相識之後，就不斷從她那裡得到規勸和啟示，成為他一生的摯友、益友和畏友。他說：“在幫助一個朋友進步方面，楊剛是一點也不吝惜氣力的。我對人生遠沒有她那麼嚴肅。在她眼中，我不是頑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沒有結識她，我這一生彎路走得會更多的。”正是這樣，在她的一生中，她總是用自己的火去點燃別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別人之心。
畢業不久，楊剛到了上海，1933年春，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中結識了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是年秋，應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諾的邀請，回到北平，與蕭乾一起協助他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是中國新文學被介紹到國外去較早的一個譯本。楊剛在斯諾的要求下，用英文寫短篇小說《日記拾遺》，收入《活的中國》，署名“失名”。這篇小說是她短篇的代表作，譯成中文後易名《肉刑》，於1935年發表在《國聞週報》上。
六
在人類的生活裡，友誼不僅可以跨越國界，而且可以超越信仰。在北平學習與工作期間，楊剛與包貴思教授的友誼，就是這種友誼的典範。包貴思篤信宗教，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而楊剛則是忠誠的共產黨員，是包貴思的得意門生和朋友。蕭乾感嘆地說，這是一場“奇特的中美友誼”。這種友誼，從三十年代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楊剛向包貴思解釋、闡述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對社會、政治的觀點，還為她用英文寫了自傳。楊剛在她面前，總是大義凜然，旗幟鮮明，從不迴避她們彼此信仰上的分歧。但楊剛的坦率，對事業的赤誠深深感動了她，並得到她的同情。這種“奇特”友誼，可從包貴思1952年在美國出版的描寫中國的長篇小說《河畔淳頤園》（The River Garden of PureRepose）看出。小說中出現的那個中國女共產黨員柳，是小說的主人公——美國女傳教士簡·布里斯答德的學生。柳的出身、家庭、學歷、經歷、思想性格里，都可以看出楊剛真實的影子，實際上有的章節寫的就是楊剛，就連楊剛女兒有一段的生活安排都是一樣的。小說裡，柳把孩子委託給簡來撫養。“七七”事變後，楊剛由於要離開即將淪陷的北平參加抗戰，曾把剛三歲的女兒鄭光迪寄養在包貴思家裡兩年。包貴思為孩子專門請了保姆，為“她規定了嚴格的食譜，告訴她吃飯個要有聲音……見人問好，進屋之前要先叩門……後來還把她送進燕京大學附屬的幼兒園。”這些，在包貴思的小說中都有反映。小說還寫到柳被特務打得遍體鱗傷，又遭追捕，簡如何想方設法庇護她等等。這一點，又清晰地表現了包貴思對楊剛在政治上寄予的同情。
小說是現實生活的藝術虛構，典型的創造，但包貴思的這部小說卻是對中國園林藝術的研究和她真實生活的抄錄。因此，在小說裡柳和簡的一些對話中，是可以找到一些對楊剛認識的佐證的。
出於真誠的友誼，當簡問及柳在北方分手後的生活時，柳說：“我沒有多少可以告訴你的，有很多事我不想告訴你……你是我的老師，也永遠是我的朋友。現在，我儘量像個孩子對母親那樣對待你……你應該看到，由於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義。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幾千年來受苦受難，如今才找到一線光明的中國人民。現在，沒有人能奪去我們這份希望，這希望給我們一種任何恐怖和腐蝕手段也奪不去的力量。我們將從日本人手中收復失去的江山，戰後再從軍閥、地主、放高利貸的，以及傲慢的外國人和他們的走狗手裡奪過來……所以，你看，我一直在到處飄泊，不是坐牢就是躲在什麼角落裡。穿得破破爛爛，半飢半飽。但我早已不在乎這些了。和同時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個人受的這點苦難算不了什麼。”簡說：“聽說你的愛人被炸死了，那也不算什麼嗎？”柳回答：“當我聽到那個訊息時，我簡直活不下去了。但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把死的念頭拋到腦後。”簡又問：“你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嗎？”柳答道：“永遠也做不完。我現在認識到這一點了。”簡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談論柳：“我傾聽她對我們時代種種罪愆的憤怒譴責，我無可反駁。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們變得冷酷無情，我感到她這個充滿活力的人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中。她沒有一點悠閒的心情，永遠也達不到恬靜的境地。”讀了這些，在柳的名下，我想到了楊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