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都出了問題。”
蘇哲問道：“新加坡的房價好像也很高，但是他們的發展好像一直在前進。”
盧麟元笑了笑，說道：“我說了，地租經濟只是原因之一嘛，其他很多原因是不可說的。”
“哈哈，我懂，我懂。”
“但不可否認，新加坡其實也是受到了地租經濟的影響，生活成本也非常高。但是他們政策調整比較快。一手抓居民福利，一手抓高質量移民政策，加上他們本來就開放自由的市場環境和其他優勢，再加上香江的倒退。時勢造英雄，所以新加坡現在成了實際上亞洲金融中心。”
蘇哲也是比較認同盧麟元說的觀點，點了點頭。
盧麟元再次說道：“99年的時候，我就寫過一篇叫《香江超級地租》的文章，後來形成了超級地租理論。我給出的定義是這樣的，僭越土地主權，向土地使用者徵繳的，超越了一般意義或者是平均租賃費用的那部分類租性的收入，或者叫類稅性的收入，就叫超級地租。”
蘇哲聽完，說道：“有些拗口，不太明白...”
“我舉個例子，用家庭收入的30%去支付居住性支出，已經是極限。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應該遠遠低於30%，比如說家庭收入是一萬塊錢，極限值是3000塊錢用來供樓或者是租房。好一點，好多國家可能用20%就可以了，北歐國家是10%這樣的水平。如果一個地方，一個家庭的收入的50%用來解決居住問題，甚至超過這個家庭的50%。用三代人的錢來解決居住問題，它已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剝削，它是一種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
蘇哲一愣，打斷道：“等等，你這好像不止在說香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