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各地蒐羅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親自考試，這就是制舉、策問，如《大唐新語》所載：“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洛城南門，親自臨試。” [89]成績優異者，不拘資格，破格錄用，任以要職。
二、下令“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鹹令自舉”，准許官吏、百姓自薦，以免薦舉有所遺漏。
三、進一步發展以鄉貢（貢舉）為主的科舉制度，不僅科目增多了，錄取人數也大為增加，平均每年錄取人數，比起貞觀年間增加一倍以上；而且還首創殿試製度，如載初二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另外，長安二年（702年），還“初設武舉”，擴大了選官範圍。
武則天選官範圍廣泛，不免有濫竽充數；但確實選拔了不少賢才，如《新唐書》所說：“太后不惜爵位，以籠絡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這些賢才不僅是當時加強武則天統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還是後來輔佐玄宗“開元之治”的名臣賢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則天一朝號稱“君子滿朝”，婁師德、狄仁傑等著名的賢臣均在其列。陸贄說：“（太后）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助。”
此外，武則天在同高宗共同執政時，還下詔修訂《氏族志》，更名為《姓氏錄》，更加明確規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進一步打擊了舊門閥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後出現“冠冕皂隸，混為一談”的情況；特別是自安史之亂以來，有不少平民出身計程車卒因軍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為士族，於是從前士庶之間嚴格界限便逐漸消失，凡是姓鄭的都自稱滎陽鄭氏，姓李的都自稱隴西李氏、趙郡李氏，無從辨別其為舊士族還是新士族。 [78]
整頓吏治，嚴懲貪吏，拔擢賢才
武則天承襲貞觀年間整頓吏治、嚴懲貪汙的政策，“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並派遣“使者以六條察州縣”，考核州縣官吏是否清正稱職。對於貪贓枉法的官吏，不論官位高低，一律嚴懲不貸。反之，對於賢才則破格拔擢。武則天對於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非常器重，對於有才能有學識的人士非常賞識，並能對其一一加以重用。
由於武則天能夠注意整頓吏治，賞罰嚴明，賞其當賞，罰所當罰，明察善斷，有知人之明，因而能從廣泛蒐羅人才中拔擢賢才以為己用，正如《資治通鑑》所評說：“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78]
廣開言路，注意納諫
武則天對納諫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廣言路”、“杜讒口”，也佔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還設銅匭於朝堂，鼓勵百姓上書言事 [32]。
武則天雖然政令嚴明，刑罰嚴峻，“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但是她對於直言敢諫的臣民卻十分敬重，儘量採納他們的建議，即使言語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寬容，免予追究。在她統治時期，很少有人因為直諫獲罪的，因之直言敢諫在朝中蔚然成風，使下情得以上達，這對於改革弊政、促進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78]
任用酷吏
武則天的統治穩定之後，開始啟用酷吏。為鞏固統治，武則天使用嚴酷手段。為掌握國家統治大權，她毒死了已立為太子的親生兒子。稱帝第二年，武則天便用兩大酷吏之一的來俊臣殺了另一個酷吏周興；至萬歲通天二年（697年），殺死來俊臣，結束了酷吏政治。 [90]
經濟
重視發展農業，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武則天稱“天后”時，就在建言十二事中建議“勸農桑，薄賦役”。為貫徹詔命，朝廷規定對地方官吏的考核，以農業生產是否發展作為重要標準，如果州縣官吏所在地區“田疇開闢，家有餘糧”者則予以獎賞；反之，如“為政苛濫，戶口流移”者則加以懲罰。
武則天掌權以後，為了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經驗和生產技術，又延攬農學家編撰了《兆人本業記》頒發到州縣，作為州縣官勸農的參考。此時均田制開始瓦解，民戶逃亡現象開始普遍。對於土地兼併和逃亡的農民，也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
因此，武則天統治時期，社會是相對安定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戶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