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週年，在周揚領導下，由張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論，主要觀點是周揚的。社論的題目是：“文藝要為最廣的人民服務”。社論的基本觀點就是像題目指出的一樣。“文革”中，這篇社論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藝的毒草”。現在看來，這篇社論的觀點沒有什麼錯誤。
對於周總理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這件事，黨內是有分歧的。陸定一是不同意的。在１９６３年召開的一次省市自治區宣傳部長會議上，對這個問題也有很大的爭論。負責這次會議簡報工作的同志，思想也比較“左”，同定一的觀點相一致。在工作方針上，###過去就有爭論。有一個時期，有人說###的工作就是抓階級鬥爭，如果抓業務就是錯誤的。還曾有過一種說法：喬木主張###只抓業務，不抓階級鬥爭。這是誤傳。在這次會議的一期簡報中這樣寫道：“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赫魯曉夫的觀點。”很明顯，這個簡報的矛頭是指向總理的。總理是黨中央的副主席，陳毅是政治局委員，他們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摘帽子，當然不是個人隨便說說的。張子意同志發現這個簡報後當即扣下，沒有發下去。這次會議的簡報還反映了一種錯誤意見，說什麼###有三條線：一條是周總理、陳雲，抓文藝；一條是康生，抓理論工作；一條是陸定一，沒有什麼可抓。
總理知道以後很生氣。總理一般不參加書記處的會，可是，在１９６３年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中總理突然到會，很激動地講了一番話。他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是我首先講的，列寧早就講了，少奇同志也講過，我講了為什麼就不對呢！
關於兩個批示和文藝整風（1）
經過調整，局面正在向好的方面轉化。但是，到１９６３年又發生了逆轉。
國際上，同蘇聯的鬥爭深化了，國內正是八屆十中全會之後。
也正是從１９６３年開始，江青插手文藝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當過半年文藝處長，以後就生病了，長期沒有做事。毛主席曾對喬木說過，江青不會做什麼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但是，後來主席改變看法了，曾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江青到了###，就發號施令。她召開會議，部長、副部長都要到會，定一同志也不好頂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擴張的。她想先抓###（文藝）、北京、上海，然後抓全國。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順當。柯慶施投了這個機，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於靠上主席。張春橋很早就充當了江青的走狗。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聯絡人就是張春橋。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見江青很不容易。
聽石西民同志說，他想見江青也很不容易。
１９６３年4月，###召開文藝工作會議，主要是為了批判“蘇修”。當時的氣氛是很緊張的，參加會議的人控制得很嚴，同蘇聯有絲毫聯絡的人都不能參加。上海市的葉以群本應出席會議，但因他以前在塔斯社工作過，就未能到會。又如戈寶權，也沒有通知他參加會議。在這個會上，爭論了關於“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問題。這個口號是柯慶施提出的，這次會議以前已經傳開了。柯慶施、張春橋主張只能寫關於建國後十三年的題材，不能寫別的。他們搞的華東戲劇會演，就只能演十三年的戲，不許演別的。北京一些人不同意這個口號。邵荃麟等同志在會上發表不同意只寫十三年的意見。張春橋本來沒有準備發言，為了反駁，便發言大講大寫十三年的好處。周揚要我總結。我在總結中搞了一點調和。我說，提出寫十三年就是寫社會主義時期，這沒有錯誤，也應該寫，但是不能說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寫。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幾千年的優秀文化遺產都不能反映麼？那就太狹窄了。按照柯慶施、張春橋的邏輯，反映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文藝作品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作品，連《白毛女》也不算，那麼國際歌、毛主席的詩詞算是什麼呢？
毛主席第一個文藝批示（即說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的批示）的由來是：當時###文藝處搞了一份關於上海舉辦故事會有成效的簡訊，給了江青。江青又交給毛主席。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主席在這個簡訊上寫了批示，這就是第一個文藝批示。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給###，而是批給彭真、劉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後很緊張，打電話給周揚和我，要我們到他那裡看批示。彭真說，這個問題要認真處理，要向政治局寫報告，請少奇同志來抓。因此，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