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方面的調整（1）
第三次文代會召開的時候，國家已經發生了困難。在困難中，大家感到有些事搞得過“左”了。經濟方面是這樣，文藝方面也是這樣。１９６１年，###著手調整、文藝處召開一系列的座談會，聽取文學、音樂、美術等各方面的意見，感到文藝工作管得太死、太亂，存在簡單粗暴的現象，雙百方針貫徹得不好。當時各方面都在制定條例，例如，科學界搞了十四條，大家說好，有利於克服“左”的東西。於是，我們也起草了文藝工作十條，作為克服文藝工作“左”的錯誤的一個重要檔案。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新僑飯店召開文藝工作會議討論文藝十條。幾百人參加了會議包括部分黨外人士。周總理在會上作了報告，講到文藝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藝術規律。
會議提出糾正文藝簡單地配合政治的錯誤傾向。這種傾向“大躍進”時表現得特別嚴重。“大躍進”時，有人批評說，取消文工團是錯誤的。這是不瞭解歷史。全國解放，我們進了城，少奇同志提出，文藝工作要佔領劇場、電影院，必須專業化，不能繼續採取文工團的形式，這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大躍進”中，把這些又否定了。戲劇學校不上課，把學生拉出去，組成文工團演出，以為只有這樣配合政治運動才是為工農兵服務，才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文藝十條糾正了這種簡單的片面的認識。十條指出，為工農兵服務可以採取多種多樣的文藝形式，各種題材、各種風格都應該歡迎。在文藝單位，要發揮藝術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藝術委員會，不要黨支部包辦一切。文藝工作者熱烈歡迎“十條”，有人說，要把十條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傳下去。後來又反覆修改成為八條。
但是，這個文藝工作條例遲遲沒有發下去。為什麼呢？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個檔案右了。陸定一同志對這個檔案就表示懷疑，多次說“拿不準”，怕的是檔案發下去後，文藝工作又走向另一極端。後來是在周總理、陳毅同志的催促下才發出去的。有一次，在西花廳，周總理問，為什麼還不發出去。我回答說，還有分歧。總理很不滿意。１９６２年，從廣州會議歸來，周揚要我拿出八條，最後修改一遍。當時陸定一不在北京，交給陳毅同志看過，陳毅說這個檔案是成熟的。終於１９６２年4月發出。檔案是以文化部黨組和文聯黨組名義發出的，中央加了批語。
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在七千人大會的氣氛中３月在廣州召開了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會議。會前，總理在紫光閣召集了一個小會作準備。
２月１７日，總理在紫光閣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
康生最善於投機。他利用糾“左”的時機大肆宣揚什麼戲都可以演。紫光閣的會議，他參加了，他提倡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戲，完全是一些黃色的、情調低階的戲。他提倡演“十八扯”，特別是提倡演鬼戲。他讓趙燕俠演《李慧娘》，說沒有鬼他就不看。
廣州會議是由劇協、文聯出面召集的。會議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段是齊燕銘同志主持的第二段是我主持的。原來的想法，會議要引導大家談創作，不去發牢騷。但是，會一開起來，情況就不同了。當時在廣州舉行的還有一個科學工作會議。兩個會，周總理和陳毅同志都參加了。他們的意見，還是要讓大家講話。因此，會議的第一階段主要是“出氣”。把一些沒有與會的人，如海默等，也請來了。會開得十分活躍，大家很高興。陳毅同志在會上講話，批評了文藝領導中的簡單粗暴現象，批評得很尖銳，澄清了許多是非。他針對文藝批評中的粗暴現象說：洞簫為什麼不能橫吹！還說他的報告錄音可以拿回去放。對《洞簫橫吹》和《布穀鳥又叫了》的批評，是大家議論很多的問題。為了參加會議，我讀了《布穀鳥又叫了》，並看了一些批評文章。劇本是有缺點的，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完全不講道理，離開劇本，強詞奪理，羅織罪名。我最後講了話，作為會議的總結。這次會著重批評了文藝批評和領導工作中的粗暴現象。我在總結中點名批評了姚文元的文章，並請葉以群把我的上述意見帶回去轉告姚。也許，從此我就得罪了姚文元。在創作方面，會議提倡多樣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寫，但強調話劇應該多反映現實生活，成為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老舍在會上談了戲劇語言問題，黃佐臨談了戲劇導演問題。
文藝方面的調整（2）
會議開得不錯，對戲劇創作起了促進作用。會後出現了許多好劇本。
１９６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