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大學最近在遷移學校的校址時，曾在這個村子裡暫憩幾天，結果使該村的玉米和乾草儲備大為減少。
“他們買東西不付錢嗎？”傅錦魁問。
“付的，付的，他們付錢，問題不在這裡。我們存底不多，你知道，只有這幾擔玉米、小米、乾草。我們只夠自己吃的，也許還有一些剩餘，但是我們還要過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賣糧食給我們嗎？我們不知道。蘇區的錢能買什麼？連鴉片都不能買！”
這話是個衣服破爛的老頭說的，他仍留著辮子，不高興地低垂雙眼，看著自己的皺鼻和兩英尺長的竹子旱菸筒。他說話的時候，年輕的人都笑。傅錦魁承認他們不能買到鴉片，但是他們不論要什麼其他東西都可以到合作社裡去買。
“能買到嗎？”我們的房東問。“我們可以買到這樣的碗嗎，噯？”他揀起我從西安帶來的一隻廉價的紅色賽珞璐碗（我想大概是日本貨）。傅承認合作社沒有紅色的碗，但是說，他們有不少糧食、布匹、煤油、蠟燭、針、火柴、鹽——他們還要什麼？
“我聽說每人只能買六尺布；有沒有這回事？”一個農民問道。
傅不清楚。他認為布有的是。他於是求助於抗日的論點。“我們的生活同你們一樣苦，”他說。“紅軍是在為你們，為農民工人打仗，保護你們抵抗日本和國民黨。就算你們不是總能買到你要的那麼多的布，買不到鴉片吧，但是你們也不用付稅，這是不是事實？你們不欠地主的債，不會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麼大哥，你是不是喜歡白軍，不喜歡我們？請你回答這個問題。白軍收了你的莊稼付給你什麼，噯？”
一聽到這話，一切抱怨似乎都煙消雲散了，意見是一致的。“當然不，老傅，當然不！”我們的房東點頭道。“如果讓我們選擇，我們當然要紅軍。我的一個兒子就在紅軍裡，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誰能說不是？”
我問他們為什麼寧可要紅軍。
一
同紅色農民談話（下）
那個對合作社沒有鴉片賣表示不滿的老頭兒在回答時說了一席熱烈的話。
“白軍來了怎麼樣？”他問道。“他們要多少多少糧食，從來不說一句付錢的話。如果我們不給，就把我們當共產黨逮起來。如果我們給他們，就沒有錢繳稅。反正不論怎麼樣，我們都沒有力量繳稅。那麼怎麼辦呢？他們就拿我們的牲口去賣。去年，紅軍不在這裡，白軍回來了，他們拿走了我的兩頭騾子，四頭豬。騾子每頭值三十元錢，豬長足了值二元錢，他們給了我什麼？
“啊喲，啊喲！他們說我欠了八十元的稅和地租，我的牲口折價四十元，他們還要我四十元。我到哪裡去弄這筆錢？我沒有別的東西給他們偷了。他們要我賣閨女，這是真的！我們有的人只好這樣！沒有牲口沒有閨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許多人給凍死了……“
我問這個老頭，他有多少地。
“地？”他啞著聲說。“那就是我的地。”他指著一個種著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頂。隔著一條小溪，就在我們院子的對岸。
“那塊地值多少錢？”
“這裡的地不值錢，除非是河谷地，”他說。“這樣的一座山，我們花二十五元錢就能買到。值錢的是騾子、羊、豬、雞、房子、農具。”
“那麼，打比方來說，你的地值多少錢？”
他仍舊不願說他的地值多少錢。“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農具都買去——再算進那座山。”他最後這麼估計。
“那你得繳多少稅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紅軍來這裡以前？”
“是的，現在我們不繳稅。但是誰知道明年又怎樣？紅軍一走，白軍就來。一年紅軍，一年白軍。白軍來了，他們叫我們紅匪。紅軍來了，他們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這不同，”一個青年農民插嘴說。“如果我們的街坊說我們沒有幫助白軍，紅軍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軍，我們即使有一百個好人為我們擔保，而沒有一個地主，仍把我們當紅匪。可不是這樣？”
那個老頭點點頭。他說上次白軍來時，把山那一頭的村子裡一家貧農統統殺了，為什麼？因為白軍問紅軍藏在哪裡，那家子人不肯告訴他們。“從那以後，我們全都逃了，把牲口帶走。我們後來同紅軍一起回來。”
“要是下次白軍來了，你走嗎？”
“啊喲！”一個頭發很長，長得一口好牙的老頭叫道。“這次我們當然走！他們會殺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