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的！”
他開始一一說村子裡的人的罪名。他們參加了貧民會，他們投票選舉鄉蘇維埃，他們把白軍動向報告給紅軍，他們有兩家的兒子在紅軍裡，另一家有兩個女兒在護士學校。這不是罪名嗎？他向我保證，隨便哪一個罪名就可以把他們槍決。
這時一個赤腳的十幾歲少年站起來，他一心注意討論，忘記了有洋鬼子。“老大爺，你說這是罪名？這是愛國行為！我們為什麼這樣做？難道不是因為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咱們的權利在打仗？”
他熱烈地繼續說：“咱們國家以前有過免費學校嗎？紅軍把無線電帶來以前咱們聽到過世界新聞嗎？世界是怎麼樣的，有誰告訴過咱們？你說合作社沒有布，但是咱們以前有過合作社嗎？還有你的地，從前不是押給了王地主嗎？我的姊姊三年前餓死了，但是自從紅軍來了以後，咱們不是有足夠的糧食吃嗎？你這說苦，但是如果咱們年輕人能學會識字，這就不算苦！咱們少先隊學會開槍打漢奸和日本，這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國普通農民對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問題都是無知的（不是冷漠的）人聽來，這樣不斷提到日本和漢奸可能覺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發現這種情況不斷髮生，不僅在共產黨人的嘴裡，而且也在農民的嘴裡，象這些農民那樣。共產黨的宣傳已造成普遍的影響，這些落後的山民相信他們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險，而他們大多數人除了在共產黨招貼和漫畫中以外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種。
那個青年一口氣說完以後不響了。我看了一眼傅錦魁，看到他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幾個別的農民也連聲稱是，他們大多數人都面露笑容。
談話一直快到九點，早已過了上床的時間，使我感到興趣的是，這次談話是在傅錦魁面前進行的，農民們似乎並不怕他是個共產黨的“官員”。他們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確實也是農民的兒子。
最後一個離開我們的是那個留著辮子和牢騷最多的老頭。他走到門旁時轉過身來，再次低聲向傅說。“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鴉片嗎？現在，那裡有嗎？”
他走後，傅厭惡地對我說。“你相信嗎？那個他媽的老頭是這裡的貧民會主席，但他仍要鴉片！這個村子需要加強教育工作。”
二
蘇區工業
我在去前線的途上，離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幾天的路程以後，停下來在吳起鎮訪問了一下。吳起鎮是陝西蘇區的一個“工業中心”，它之所以突出，讀者不久就會知道，並不是由於在工藝學方面有什麼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徹斯特不能等閒視之，而是因為居然有它的存在。
因為在它方圓數百英里之內都是半牧區，人民住在窯洞裡，完全同幾千年以前他們的祖先一模一樣，許多農民仍留著辮子，盤在頭上，馬、驢、駱駝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這裡用菜油點燈，蠟燭是奢侈品，電燈聞所未聞，外國人象愛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樣罕見。
在這個中世紀的世界裡，突然看到了蘇區的工廠，看到了機器在運轉，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產紅色中國的商品和農具，確實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時候，儘管由於缺乏海港和敵人封鎖造成的障礙，切斷了共產黨同現代化大工業基地的聯絡，他們還是建立了好些繁榮的工業。例如，他們所經營的鎢礦是中國最豐富的，每年生產一百多萬磅這種珍貴的礦物，秘密地賣給陳濟棠將軍在廣東的鎢壟斷企業。在吉安的中央蘇區印刷廠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許多書籍、雜誌，還有一家“全國性”報紙——《紅色中華》。
在江西還有紡紗廠、織布廠、機器車間。這些小型工業生產足夠的工業製成品可供簡單的需要。共產黨自稱一九三三年“對外出口貿易”超過一千二百萬元，其中大部分是透過南方敢於冒險的商人進行的，他們闖破國民黨封鎖大獲其利。但是大部分製造業是手工藝和家庭工業，產品透過生產合作社出售。
據毛澤東說，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蘇區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個“產銷”合作社，都是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①。國聯調查人員的報告使人懷疑，共產黨搞這種集體企業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們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時候。國民黨事實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產黨的辦法，但至今為止所取得的結果證明，要在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經營這種合作社極為困難，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工業。共產黨在這裡遇到的困難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