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和平民主獨立而戰，是正義的戰爭，得到解放區人民全力的支援，得到全國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民主人士、廣大人民的同情擁護，特別是有黨中央與上級的正確領導”。在軍事上，“首先是由於我們沒有機械地教條主義地運用戰略指導原則”。針對“我們在軍事上是勝利了，在戰略上是失敗了”的錯誤說法，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回答了“撤出如皋、海安是否戰略上的失敗”問題。他說，“表面上看，我們撤出海安，是違反了‘在所必爭’的原則，其實不然。如果機械地教條主義地執行這一原則，當然是違反了；如果用辯證的眼光，客觀地針對當時當面的具體情況，就會了解到在當時海安是需要撤出的。革命的戰略指導原則要求我們不要輕易放棄要地，但更要儲存有生力量，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大家知道，如果我們死守海安，敵人以七個師的優勢兵力，集中在狹小的正面向海安進攻，即或我們能守住海安但不能殲滅敵人，而在海安一點拼消耗，把有生力量消耗了，那麼海安仍舊要放棄的。那樣，就與我們主動撤出大不相同，正中敵人的毒計。海安撤出後，不但我們的有生力量儲存了，而且轉入了主動，待機作戰，對我們是有利的”。他強調指出：“我們對進攻蘇中的敵人作戰，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勝利，完全改變了過去的形勢，除了上述政治軍事原因之外，主要是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要記住：誰儲存了有生力量，誰就會勝利；誰消耗或者喪失了有生力量，誰就會失敗。”
蘇中戰役經驗的科學總結（2）
這個報告，與他在9月25日所作的《蘇中戰役總結》，特別是其中的理論部分，內容基本相同。
在蘇中戰役剛剛結束的時候，粟裕就對實踐經驗作出科學的概括，實現了“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之能動的飛躍”，不是偶然的。早在十年內戰時期，他就認識到探索和掌握戰爭規律的極端重要性，自覺地運用唯物辯證法於作戰指導，探索不同歷史階段、不同作戰物件、不同區域戰爭的特殊規律，多次成功地實行軍事戰略轉變。在蘇中戰役中，強敵的壓迫、內部的爭論，促使他深入探索解放戰爭的特點和規律，不失時機地作出決策或提出建議，作出了具有獨創意義的貢獻。
蘇中戰役的全過程，也是不斷探索解放戰爭客觀規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不同意見的討論。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和作戰方針，在實踐中，在爭論中，逐步明確和完善，不斷深化和發展。這種在實踐中探索戰爭規律以指導戰爭的經驗，是蘇中戰役殲敵數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收穫。
37年以後，粟裕回憶蘇中戰役，特別看重的正是這種殲敵數字以外的意義。
他說：“為了迅速準確地探明並掌握新的戰爭的特殊規律，以指導戰爭並贏得勝利，運籌帷幄的最高統帥部密切注視著戰爭初期的作戰，並且用心組織和誘導戰區指揮員對初期作戰中若干問題進行反覆深入的討論。在蘇中戰役過程中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探討和爭議，正是積極探索新的戰爭特殊規律的求實精神的表現，也是高度的戰爭責任感的體現；然而，只有作戰的實踐才可以把不同的意見統一起來，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隨著時間的推移，蘇中戰役所提供的具體經驗，有的將會失去它的作用。但是，這種從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出發，研究戰爭的特殊規律以指導戰爭的經驗，對我們學習和領會毛澤東軍事思想，以及研究未來戰爭是會長期有益的。這是蘇中戰役在殲敵數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意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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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服從戰略全域性利益的決策（1）
1947年夏季，解放戰爭處於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的關鍵時刻，也是華東戰局由內線作戰到外線出擊的轉折過程。南線敵我雙方的較量，繼續在由陝北經中原到山東的“乙”字形黃河流域展開。
蔣介石集團雖然在過去一年裡軍事上政治上都打了敗仗，但他們在兵力數量上仍然佔有優勢，仍然堅持他的“黃河戰略”，繼續在陝北和山東兩個方向上保持強有力的攻勢，從而更加暴露了他啞鈴式戰略佈局的弱點。
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是：不等敵人的重點進攻被完全粉碎，也不等我軍在數量上超過敵人，就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主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工作，運籌於陝北窯洞之中，決勝於大河上下、長城內外，帥旗高高飄揚在陝北高原。用周恩來的話來說，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