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黑暗方面確實很尖銳，但這裡面所謂的“揭露”有太多的虛誇，缺乏對人物的真實理解和同情，辭氣浮露，卻成為它的致命傷。值得重視的小說應數以妓女生活為中心兼及社會各色人物的《海上花列傳》，它以自然平實的文筆，描繪了在畸形的社會和畸形的生活處境中人性的變異狀態，善於從人物不動聲色的言談舉止中反映其微妙的心理，在若干方面具有現代小說的特色。只是它的情調過於灰暗，作為長篇小說來看，它的情節也過於瑣細。
清後期的小說中，翻譯作品比創作的數量還要大。這本來不屬“中國文學”的範疇，但作為一個特殊時期中文學的總體現象來看，仍值得注意。翻譯小說的勃興，既有助於當時的人們放開眼光看世界，瞭解異域的文化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為中國的小說創作在多方面提供了借鑑。不過，當時的小說翻譯，由於缺乏對外國文學的全面認識，還缺乏系統性，所介紹的作品，以娛樂性讀物為多，真正的經典之作反而譯得很少。
清後期小說的成就雖然不高，但由於數量龐大，傳播廣泛，加強了文學與大眾生活的關聯，也提高作家的創作興趣，再加上對小說的價值的重視，這些對於建立小說在新文學中的主導地位，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清代後期也出現了許多文學批評和研究性質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有少數學者對文學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視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論深度。小說理論方面，雖然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比較大，但也接受了西方文學思想的某些成分。與此同時，王國維撰寫了《宋元戲曲考》（後改名《宋元戲曲史》），第一次對中國戲曲的發展過程作了系統性的研究，他對戲曲的藝術價值的認識和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和西方戲劇理論也有明顯的關聯。他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更為深入地運用了西方美學思想來分析中國文學，具有開創的意義。而周樹人（魯迅）留學日本時所作《摩羅詩力說》（“摩羅”為梵文“惡魔”之意），以西方文學為主要例證，熱情讚頌文學中的叛逆精神和英雄主義精神，更是他後來從事新文學創作的先聲。
從元代以來，尤其是從明中期以來，中國文學中以反抗封建專制的壓抑、張揚個性、促使人性朝著自由完美的方向發展的變革因素雖屢遭挫折，卻在艱難中持續地成長著。這種因素在清末民初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出現急速的擴張，而導致“五四”新文學運動。但儘管有外來文化的作用，中國文學自身的變革因素仍是決定性的和一貫的；從明中期至“五四”，中國文學的發展歸根結底是一個連貫的過程。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終章中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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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詩詞文
整個清代前期的文學，都受到明清易代的歷史震盪以及明清之際社會思潮變化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在詩、詞、文中表現得尤為直接。不過，清代前期的文人，一部分由明入清，一部分生長於清初而與前朝的關聯較少，政權更迭在他們的感情上所造成的負擔有所不同。清代前期的詩、詞、文，便在這兩類不同的文人的創作中發生了一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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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清代前期的詩歌
一、清初詩壇
清初的詩壇上，錢謙益、吳偉業是明末就有詩名、入清後繼續保持著相當影響的詩人，他們和龔鼎孳被稱為“江左三大家”。他們的人生經歷頗為相似，但詩歌的作風和對詩歌的看法卻有顯著的區別。在明末清初之際詩歌的分流中，他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趨向。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常熟（今屬江蘇）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因與溫體仁爭權失敗而被革職。在明末他作為東林黨首領，已頗具影響。馬士英、阮大鋮在南京擁立福王，錢謙益依附之，為禮部尚書。後降清，仍為禮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歸，與反清勢力保持聯絡。其詩作於明者收入《初學集》，入清以後的收入《有學集》；另有《投筆集》系晚年之作，多抒發反對清朝、恢復故國的心願。乾隆時，他的詩文集遭到禁燬。
錢謙益是個思想和性格都比較複雜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縱誕的習氣，但又時時表現出維護傳統道德的嚴肅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卻而為熱衷於功名而屢次陷入政治漩渦，留下諂事閹黨、降清失節的汙名；他其實對忠君觀念並不執著（《陸宣公墓道行》詩有云：“人生忠佞看到頭，至竟